【批毛專集】(六十五)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批毛專集】(六十五)   自由亞洲電臺:专访明星级抗日将领张灵甫妻儿遗孀王玉龄   李宇晖转自香港东网夏雨提供:拔毛仍任重道远！   程映虹夏雨提供:有原子弹为何怕谈价值观？   夏雨提供辰刀:愚昧的张玉凤一家:你看, 右面这个人像谁?这是谁的儿子？   夏雨提供:杨继绳谈文革   严家祺:香港《前哨》《中国面对 6 条“走不通的路》:毛泽东为什么“阴魂不散”？毛泽东的道路是否走得通？“老资本主义”道路走得通吗？“福利国家”的道路走得通吗？目标不明，到处都是逆风;中国的新资本主义道路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Mar/342015叶永烈.JPG" width="204" height="236" alt="" /><div>叶永烈  </div> 叶永烈中國警世新聞:重新评价毛泽东为期不远: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裁决 老庚中國警世新聞:毛泽东与希特勒之比较:为毛泽东阴魂不散摇旗呐喊;以毛左的逻辑看希特勒的贡献;德国人完全有理由怀念希特勒;种种光点不改变黑暗时代本质   夏雨提供:张戎：毛泽东的最后岁月:最后的日子 1974～1976年 80～82岁;尾声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Mar/342015张戎.JPG" width="240" height="149" alt="" /><div>张戎  </div> 夏雨提供:《南方人物周刊》小资料：中国高官桌上的红色电话:习近平办公桌上两部红色电话机功能不同;“红机”的由来;毛泽东在中南海用的红色电话机;严格的保密要求;哪些人能用“红机”   査建国:王小宁与王希哲一样以反对“丑化”毛和中共为己任;王小宁评资中筠《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更正？》  <img src="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9f528017b1&view=fimg&th=14be3643b4b5da63&attid=0.0.16&disp=emb&realattid=ii_i6ty5qte0_14be20b62f2c5184&attbid=ANGjdJ9rvW7GKGPvqr7ia6LSbRDU-Zk4kuud0b0VVuL3V73LS5gXEKrNOXzdkeGUazj2j1aEL_FaqwMCV3cSjmhcZqJxwkZg_Jhs_uDKsKa_lCyhs7GMJu3-zTp4mlY&sz=w242-h280&ats=1425478113512&rm=14be3643b4b5da63&zw&atsh=1" alt="" />   专访明星级抗日将领张灵甫妻儿遗孀王玉龄 自由亞洲電臺來源:電子郵件 2015-02-27 Tweet  <img src="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9f528017b1&view=fimg&th=14be3643b4b5da63&attid=0.0.1&disp=emb&realattid=ii_i6tyeujj1_14be211d2d7f3ca4&attbid=ANGjdJ8fHrbXlI_5v16RGW4ylgdCe2zab2JmmGdKfCxnpiadFOzRXlxRNjCGrlwvpqAkCHFrKJbO0Df9uQ_3wXnNovIXGDSCUqhj3S10exLqH0w6JU4IE0FaZ-RQl7E&sz=w496-h378&ats=1425478113512&rm=14be3643b4b5da63&zw&atsh=1" alt="" /> 资料图片：张灵甫夫妇。（public domain）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二战）胜利70周年大庆纪念年。香港苹果日报1月23日报道：“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丶北京公安局局长傅政华1月22日透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第一次有外国首脑出席的阅兵仪式……”   但当天稍后的官方记者会看似立马“自己推翻了”这个说法——据外交部网站报道，1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相关答问如下：问：“中方今年将举办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是否会举行阅兵仪式？”答：“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方将举行庆祝和纪念活动,至于庆祝和纪念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形式…目前我没有消息可以发布。 ”   但这一新闻源还是迅即引起众多海外主流媒体中国问题观察界的猜测性报道。香港《信报》甚至在其1月29日的社评《马英九天安门阅兵惹人遐想》一文中如此认为：“1945年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为了隆重其事，9月3日北京将会举行军事大阅兵。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国正制作受邀嘉宾名单，台湾国民党重量级人物也将获邀请出席，当中以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为首，可能还包括前任主席马英九丶现任主席兼新北市长朱立伦等人。根据报道所言…如果马英九真的现身天安门阅兵，其意义将远远超越于正视历史，堪称创造历史。日本传媒的报道会不会出于“太丰富的想像力”……   问题和争议，也因此凸显出来——10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中，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代表中共首次表态，肯定了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战争的地位：“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   但体制内，民间，以及国粹主义盛行的上层建筑领域，似乎不买这位“少有作为”的前总书记的帐。试看，除了多如牛毛的“人民拥戴的中共痛击小日本”“贪污腐败的国军兵败如山倒”的所谓中共领导抗战荒诞派神话体裁低劣电视剧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国军抗日名将，世代忠烈，也被包括中共决策层军方鹰派小圈子众将领从安息地提将出来，践踏一番。着名的明星级抗日名将，前国民党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   维基百科张灵甫词条的“2015年评价争议事件”综述——2015年为对日八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大陆热议张灵甫遗骨迁葬问题，衍生…「是否应该抬高张灵甫为抗日名将」的争议…大众网发表文章，称张灵甫根本不是抗日名将，而是抗日神话，都是虚浮夸张编造的东西…张灵甫的遗书是王耀武伪造的，某些人出于抹黑共产党的需要故意大肆炒作，张靠内战出名不是抗日名将…他养尊处优，吃喝嫖赌，治兵严苛，手段暴戾，其率领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对百姓烧杀丶抢掠丶奸淫，屠杀百姓丶认敌为友，最后被解放军俘虏，处决时跪姿，冲锋枪弹从左后脑打进，右下颚穿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认为，张灵甫对日寇打过硬仗有功，却未指挥过大的会战，拔高为“抗战名将”并炒作埋葬地是别有居心。张灵甫“品德之差丧失了正常人的底线”…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认为，张灵甫“的确为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是什么‘名将’，只能说是解放军的手下败将。”《解放军报》刊文称，“张灵甫因生活原因，射杀妻子”，但被蒋介石特赦，“法乱而后功溃”…《环球时报》针对中华民国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的言论发表社评，称大陆方面已主动肯定中国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而在台湾，不仅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功绩没有得到肯定，而且对抗战已经很少提及，甚至国军的抗战英雄们也越来越被遗忘，纪念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比纪念抗战的还多…孟良崮…民众在击毙张灵甫之地挂出条幅，质问有关部门张灵甫的抗日依据，并要求有关部门收回张灵甫家属的抗日纪念章…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防部强硬表态：「读过历史的人很清楚，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国军在打」，张灵甫对国家贡献，清楚记载於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执政当局无视历史真相丶歪曲史实，「这是一种不负责任态度」……   在如此热烈的新闻火候下，《不同的声音》分别采访了晚年定居在中国大陆上海市的张灵甫将军的遗孀和幼子，请他们谈谈此时此刻的心情。  <img src="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9f528017b1&view=fimg&th=14be3643b4b5da63&attid=0.0.11&disp=emb&realattid=ii_i6tygu402_14be2134989c52e0&attbid=ANGjdJ_lmUciX2pZvqmbR_wnXKgVpDrCRCWdOfm-3E-UpvJiTerE35zg-_cnOpx4ztjQYEHdd5XiJ_A5qGRaoJOOq4bvkqfj-9zIwXtrKMeQq4wpL9o_wcrkxfGolSY&sz=w408-h472&ats=1425478113516&rm=14be3643b4b5da63&zw&atsh=1" alt="" /> 王玉龄，张灵甫将军之未亡人，美国公民，十余年前携子张道宇定居上海，今年87高寿，耳聪目明，惜年前不慎小中风，言谈中稍嫌迟怠。网络上有关王玉龄女士的传奇故事图文并茂，不胜枚举，摘录新浪博客的《张灵甫的婚姻生活》中的相关部分—— 1948年，王玉龄带着母亲和孩子坐海轮去了台湾。为了守护那份刻骨铭心的深情，也为了母亲和孩子，19岁便成为寡妇的王玉龄从此未再婚。1952年，她考取了美国纽约大学财会专业…毕业后留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直至退休…含辛茹苦把儿子张道宇抚养成人…1995年，她支持在美国经商的儿子张道宇回国投资，创办了“美陇企业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历史功绩。王玉龄作为抗战功臣家属参加了纪念大会，并作了题为“尊重历史，走向未来”的发言。   对王玉龄女士的访谈，在记者拿出第一个与以上时事概述相关的问题之后，老太太毫不客气地把话题直接转向一个与张将军评价褒贬，与抗战主次争议毫不相干的，人们万万想不到的叙述：张夫人一家，竟然是中国大陆最普遍的不公正现象，城市改造中大量滋生的土地拆迁官商勾结欺诈行为的受害人！   维基百科张灵甫词条“评价争议”框架的台湾舆论部分接着显示——台湾政府发言人罗绍和说，当中共当局「不断要求日本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之际」，他诚挚呼吁中共当局「从本身做起丶诚实面对历史，才不会羞辱为国奉献的军民同胞。」《旺报》编辑宋秉忠反击指“张灵甫打过所有抗战的硬仗，一条腿更因此奉献给国家”，「大陆军方越贬低张灵甫，就越突显张灵甫的不凡人格」…《中国时报》认为张因怀疑妻子是中共地下党且发现她窃取机密才射杀妻子，和黄克功逼婚不成枪杀女学生的罪行截然不同。中华民国国防部发行的《青年日报》针对徐焰的文章发表社论称，中共党媒“妄指”抗战期间战功彪炳的张灵甫非抗日「名将」，“完全无视历史真相”，“以政治立场歪曲客观史实”，“不负责任的态度”很难与其“号称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成员’口号相副”。社论叙述，张灵甫参与“剿共丶抗日丶戡乱”等无数大小战役，“除於华南剿共战役期间重创共军外”…参与战况惨烈的淞沪会战”，“其後历经南京保卫战丶徐州会战丶上高会战丶二次长沙会战丶浙赣会战丶常德会战丶湘西会战等战役”…社论赞扬，张灵甫“治军严明丶爱民如亲，常训示所属‘救民於水火丶军人之乐也’”；社论叙述，由於“潜伏於国军内部的共谍刘斐刻意将第74军派至地形不利的孟良崮，使共军得趁机以10馀倍兵力将该师包围”，但即使在此种完全不利的情况下，张灵甫“仍然英勇抵抗共军连续的‘人海战术’与炮火轰击，造成敌死伤惨重，最後成仁殉国”；社论批判中共当局一直不愿面对抗战史实，除“扭曲国军在八年抗战期间的贡献，更夸大共军的战功”，“从中共党媒刊发的文章，不难看出其内部仍然存在着抗拒事实的反历史力量”，“如果中共有起码的良知与自信…首先应从本身做起，诚实面对历史”。   回到接下来的与王玉龄女士的忆往……   下周，张灵甫将军的小儿子张道宇将进入节目，畅述另一个相关的热门话题——被人发现葬于山东省孟良崮当地某农户羊圈之下的张灵甫将军遗骨迁葬争议，请注意收听。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Mar/34201504-2b.jpg" width="135" height="210" alt="" />   拔毛仍任重道远！ 作者：李宇晖转自香港东网夏雨提供來源:電子郵件  <img src="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9f528017b1&view=fimg&th=14be3643b4b5da63&attid=0.0.12&disp=emb&realattid=ii_i6tyj5mz3_14be214e958ae52f&attbid=ANGjdJ9iCulyIreJAErbeRPpKLzTLtGeUvmpYK2KsFcXEa1J0304Y0xDiF9NHbYoR7tH4YXLpiYSfnfdOP2QRM1NbTTTDb7aEElphR-yjUElPmz40JYcGzL3PeeTi9g&sz=w436-h324&ats=1425478113518&rm=14be3643b4b5da63&zw&atsh=1" alt="" /> 虽然毛作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人物，其巨幅画像和遗体仍然被陈列在象征政治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但是他的实际威信在今天已经大打折扣。但凡在意自己名声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通常都不会在公共舆论平台（如微博）上公开赞美毛。曾有一批作家为了照顾作协的面子，参与了一个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活动》，结果在网上被群起而攻之，饱受嘲笑。除了少数专门吃极左饭的孔庆东，司马南之流，知识界（无论体制、民间）已基本就毛的历史罪责达成了相当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包括我在内的网上异议者已经越来越少地谈论毛，因为这个话题已经不足以引起争论，无非是用来作为调侃某些不学无术者的笑料。政治类的话题普遍聚焦于后毛时代的政策、政治人物、反对派政治策略等方面的争论。但是，这并不说明「拔毛」这个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了。虽然毛的残暴，毛对文革所负的直接领导责任已经尽人皆知，但是日常交流中仍然会不时看到毛的崇拜者。官方举办的各种纪念毛的活动仍然有不少人凑热闹。   一种常见的解释是中国人成王败寇的观念。无论毛的罪恶多么深重，既然他是个成功者，享受到了他所追求的无上权力和财富达数十年之久，那么他至少像乔布斯、马云一样是个成功学的典范。这种因素当然有，但我认为并不是主要的。崇拜毛的人和崇拜乔布斯的人不一样，并不会真的想去复制毛的成功，恰恰相反，我知道的所有毛粉都是既有政治秩序的拥护者而非颠覆者。此外，即使从政治上的成功来看，超过毛的历史人物也太多了。比如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从蒙古帝国建国到元朝覆灭共持续了一百多年，鼎盛时期的版图更是涵盖了大半个欧亚大陆。相比之下，毛的王位连一代都没有传下去，(这要感谢那颗燃烧弹，将偷吃蛋炒飯的烧死了！)若用古代帝王的成功学标准来看，那是典型的「撸 sir 」了。用现代文明下的政治家标准来衡量就更不用说了。毛治下被大饥荒席卷 3 年之久，消费品极度匮乏状态基本持续到他咽气，有哪个正常国家的政客会以此为荣？   一个凶恶的独裁者之所以能够在死后保持一定数量的粉丝，光靠成功学观念是不够的。我认为毛仍有两个方面的神话没有被知识界彻底清算，一个是历史地位神话，另一个是理想主义神话。一些人认为毛虽然制造了人道主义灾难，但是他留下了很多著作，因而具有思想和文化上的历史地位。还有一些人认为毛的「错误」是因为其过度的理想主义，「好心办了坏事」，即使结果可商榷，理想主义的情怀仍然令人钦佩。相信这两种神话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关于历史地位神话，我曾发过一条微博，大意是，毛写了那么多东西，哪一篇不是垃圾？哪一篇有知识上或审美上的价值？之前我写过的讲毛的残暴的微博并没有人问津，但是此微博一出，立刻引来了无数毛粉的人身攻击（有网友说我炸了毛坑）。以前曾转发过一篇不知名网友总结的毛诗中和前人高度雷同的句子（重合度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用典」的范围），也是同样的遭遇。可见很多毛粉并不一定多崇拜毛的政策，而是崇拜毛的思想。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中国长大的人从中小学开始就被迫学习，甚至背诵很多毛写的东西，教师在上面讲解的时候更是吐沫星子横飞，一副崇拜的表情。这种从娃娃抓起的洗脑，当然难免扭曲人的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以至于很多学生写作文都是一股「毛体」的味道。但是那些文章真的有多少价值呢？谁能说出哪怕一条他从毛那里学到的知识？哪怕一条也好？恕我驽钝，我是一条都没学到。也许毛自己有些知识，但他写的东西毫无疑问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是为了忽悠。   ….. 而其中杜甫的也不过 3 首，李清照和白居易各有两首，近现代诗人则只有毛一人入选。我虽然对古典文化兴趣不大，但是对唐诗宋词还是颇有感情，年轻时也经常模仿着写一写。看到这样的排名，简直说不出的反胃。《人民日报》作为官媒中的老大，这么做显然不是偶然的。他们知道通过政绩来捧毛，效果已经非常有限，于是在文化上继续造神就成了一种更有效的策略。   对于那些真正研究过古体诗的人来说，毛诗显然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审美这个东西，我没办法用逻辑来论证。有人说：「我就是觉得主席写得好，看着带劲，你怎么着？」我当然没法反驳，就像我无法向爱唱红歌的人解释他们的欣赏的并不是真正的音乐。但是有一个侧面的证据也许可以说明问题。请读者不妨先鉴赏一下下面这首诗：   百侣游踪，歌翻柳浪，舞引东风。念平生所爱，红岩翠柏。少年壮志，海阔天空。水库情深，陵园恨重，是血汗浇来春意浓。风雷动，将山川洗净，笑指长虹。 青春烈火正雄。春岂在温房草木丛？愿耿耿丹心，耀如赤日，铮铮硬骨强似苍松。一往无前，万难不屈，偏向悬崖攀绝峰。望环宇，将红旗高举直上云中。   是不是看着很眼熟？文革初期曾经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未发表的毛泽东诗词」，红小将们看了无不激动。最后呢？证实其实是一个中科院电子所的理科男写的，他还差点背上了「伪造最高指示」的反革命帽子。幸好周指示了一下，才没有丧命，勉强在牛棚中撑到文革结束。我举这个例子无非是说明，毛诗的风格其实非常容易模仿，基本上就是堆砌雄性激素的词汇，稍微加点典故即可。不是吹牛，毛那样的诗，我一天可以写十几首出来。为什么毛诗的粉丝那么多呢？很简单，那是因为官方的垄断宣传扭曲了读者的审美取向而已。   关于毛的另一个神话，也就是所谓的「理想主义」，也非常流行，连很多文化人也不能幸免。在研究西方政客的行为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幼稚到用理想主义来解释。我从来没听说过谁认为奥巴马搞医疗改革是因为理想主义。但是对于毛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君，为什么反而有很多人善意的诠释他呢？毛在他上升的途径中，除掉了身边不知道多少潜在的竞争者，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试图除掉他。设想如果他的策略计算公式里包含了除了个人政治利益外的任何其他因素，你觉得他有可能存活么？想像一下，如果你正在保持平衡穿越一个狭窄的独木桥，下面是万丈深渊，你是否还会去考虑自己走路的姿势是否优美？中共高层从建党初期一直到毛死，都是一个非正常死亡率极高的高危职业，你真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成功存活者会把理想放在眼里？毛身边但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的，哪一个得到善终？   很多人不了解中共早期内部斗争的残酷性（其实远胜过国共之间的斗争），这主要是因为宣传部门直到今天都严禁出版关于肃反的研究著作。但是只要你愿意翻墙，要搜到这样的材料是相当容易的。举一个例子， 1930 年毛亲自授意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审问 AB 团成员。根据《 AB 团与富田事件始末》一书中引述的材料，李韶九到场指挥用刑，「哭声震天，不绝于耳」「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我知道这些材料可能让读者不舒服，但是不提到它们不足以展示毛是怎样的一个人。富田事件发生时，毛只有 37 岁，还算是个年轻人，并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建国以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的头脑一直没有变过，一直是一个为了个人政治利益可以滥杀无辜的无耻之徒。  <img src="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9f528017b1&view=fimg&th=14be3643b4b5da63&attid=0.0.13&disp=emb&realattid=ii_i6tyn99v5_14be217d02a54a56&attbid=ANGjdJ8R7hagQ4naC2fZJpC1kk39sK_A9mVApyuDzYBpslKdnzpE7qAbIBo6CvSbqLgDTzTNvsls2FeR4uOcCLwL3liCV0aCeY5D8C4YYDrZqjHlaCFlxxT_zblJdlc&sz=w586-h440&ats=1425478113520&rm=14be3643b4b5da63&zw&atsh=1" alt="" /> 毛泽东研究者高华的著作里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但是他对富田事件的评价让我有点大跌眼镜：「在毛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 AB 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紧要。」搞历史的人如果只抠史料而不洞悉人性恐怕远远不够。毛的眼里真的有所谓「崇高」的目标么？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完全独立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之外的所谓「崇高」么？  <img src="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9f528017b1&view=fimg&th=14be3643b4b5da63&attid=0.0.3&disp=emb&realattid=ii_i6tylo454_14be216ae858fa34&attbid=ANGjdJ8G8EObRgi4QBfR6yBAnMuS15BTmmfOwLzqvLk6q7bq-tutYVISvADMmsL6r2B-hzdiZE38LJTelkBtaNcu9LhqFaoGDakfBkbeXQfAGzOgzShujyItOEKhgRs&sz=w400-h390&ats=1425478113520&rm=14be3643b4b5da63&zw&atsh=1" alt="" /> 知名媒体人黄章晋在微博上也提到类似的观点，他说毛的社会理想是「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工农、脑体）」，理由是他的《五七指示》中如是说，并认为这一理想是毛制造人间悲剧的根源。我的回复是：难道毛亲手签署的史无前例的户口制度不是恰恰在固化这三大差别么？大饥荒时期为什么饿死的都是农民？不正是这三大差别的极端体现么？这一点在高华研究整风运动的专著中也有描述：「延安高干供应制度的建立，对于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具有重大意义从此，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期已经结束，中共已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新时代。」也就是说，平等这个概念是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不在毛的策略选项里了。毛从这种不平等里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比如可以在男女比例失调的延安轻易地另寻新欢，并把怀孕十次、生产六次的贺子珍关到苏联精神病院。   总之，中国人观念中的去毛化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对毛的揭露也不应仅仅停留在他的「错误」政策上面。事实上，他对自己所有政策的灾难性后果是有充分估计的。但是他的潜台词是：「 Who cares? 」很多秉性纯良的普通人意识不到一个独裁者的利益驱动、安全驱动、性驱动可以强大到什么程度，以及他对别人的生命可以漠视到什么程度。不想明白这一点，也就无法意识到一个限制政客自由度的政治制度是多么重要。 （作者为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   有原子弹为何怕谈价值观？ 作者：程映虹 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img src="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9f528017b1&view=fimg&th=14be3643b4b5da63&attid=0.0.4&disp=emb&realattid=ii_i6typ4vx6_14be2192a0b00690&attbid=ANGjdJ-QtHg8wXEhiM3BbPCUVzjtgs-FeASoVdXoMtHjqsAeYv-v_Jvz13dstFjdKMDuliEn9UKiSkhkS6r0Yax_dspis9ZdOMfNJX1MSUvgyFDKRFB3PqG4B4SplP0&sz=w414-h440&ats=1425478113521&rm=14be3643b4b5da63&zw&atsh=1" alt="" />   听说有人戏说历史，改写《水浒》，说李逵手舞双斧闯进一个大户要撒野，主人峨冠博带，拿起一本《论语》对着他念念有词，大谈孔孟价值观，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竟然两眼发黑，双腿一软，双斧落地，被一边的李鬼乘机砍倒。   这个场景在今天的中国完全不是戏说，证据就是有原子弹的害怕谈价值观的。 过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被教育说没有原子弹会被人欺负，于是有了两弹一星。中国人没有被欺负，虽然饿死了不少。但饿死事小，受欺事大。   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原子弹，按说中国人应该不怕被欺负了，但今天的中国人又被教育说西方正在用价值观颠覆他们的国家，于是虚无缥缈的价值观一下子变得比蘑菇云更可怕。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最近说“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价值观”就像是致命病毒，沾上就没救。   按照袁部长的口气，好像马上就要把所有的教科书都狠狠抖落一下，再从字里行间搜他个遍，把所有形迹可疑和“价值观”有瓜葛的字眼统统删去。   所以，有原子弹也没用，中国人还是害怕，还是恐惧。岂止是原子弹，中国今天有了航母，有了苏27和歼XX，但还是害怕，还是恐惧。比较下来，倒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害怕和恐惧有一个说得出看得见的东西，今天的害怕和恐惧是无影无形又无处不在的，就像是鬼魂和病毒。   世界上为什么只有身在中国的这些人这么害怕被欺负，这么害怕被颠覆？过去一穷二白时害怕，今天崛起了还是害怕。已经是世界老二了，手头的原子弹也足以“核平”好几个美国日本了，但别人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一提“价值观”，你就双腿发抖。这样的话，别人对付你的手段实在也是太多了吧？/ 一个连别人的价值观都害怕的国家，要那么多原子弹又有什么用呢？ （作者：程映虹，来自朋友推荐）   <img src="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9f528017b1&view=fimg&th=14be3643b4b5da63&attid=0.0.10&disp=emb&realattid=ii_i6tyt2b47_14be21bf6907fb44&attbid=ANGjdJ97ipePHASsvr0NPBE59DqgIvvXRsdApqka0qWTGVlSq1NuOav5ZZyNxyI4KopMfLPFOMdOaoPGO-UgxQL0RuImLMkwKxZPsdkSI6oYeNjMZKUWnei6Q2fsfTI&sz=w606-h332&ats=1425478113521&rm=14be3643b4b5da63&zw&atsh=1" alt=""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Mar/342015愚昧的张玉凤一家.png" width="235" height="180" alt="" />   愚昧的张玉凤一家 夏雨提供辰刀 2014元月4日來源:電子郵件   在中国大陆大约有三亿多个家庭，但其中有一个家庭，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就像是在喉咙里卡了一只苍蝇，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这就是张玉凤和刘新民所组成的家庭。   张玉凤，东北牡丹江市人。 1944年11月26日生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牡丹江市一个清贫的家庭，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 1952年8岁  上小学 1958年14岁  小学毕业，被铁路局招工，成为铁路客运乘务员，列车服务员、广播员。 1960年16岁  被调到铁道部专运处，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 1967年23岁  与在铁道部工作的刘新民结为夫妇，育有两个女儿。 1970年7月26岁已经有两个女儿的她，被迫结束与刘新民三年的夫妻生活，调到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为生活秘书，以后又任机要秘书，并与毛泽东生了一个私生子。 1976年9月32岁  毛死，“四人帮”被打倒，张玉凤对于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渺茫，不知如何处理和安排她。 1977年33岁  中办主任冯文彬乘人之危，张玉凤在冯文彬的利诱下与之通奸。后因冯文彬食言，张向党中央告发了冯，冯被撤职。 1978年34岁调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 1980年36岁调回铁道部，为处级干部，又回到刘新民的身边。 2004年60岁自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 2007年63岁 写出了八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   张玉凤在退休以后，主要从事毛泽东藏书的研究，编有《毛泽东藏书》24卷共5000万字。 看了张玉凤的简历以后，我十分的同情她。我想起来俄罗斯作家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小说的名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有时并不能全由自己掌控，张玉凤就是这样的人。这个来自边陲小城的普通女孩，她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转瞬之间竟能一步登天，进到了“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核心圈子里。而几年之后，她又从巅峰跌到谷底。如此大起大落之后，使她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世态炎凉。   在1970年7月之前，她是平常的、平凡的、平安的，也是幸福的和幸运的。由于家境困难，她八岁才开始上学，14岁小学毕业就辍学，为了生活，她只身出去找工作，刚好铁路局招工，她试着去报考，竟被录用。成为铁路客运乘务员，有机会随火车到北京，看到了天安门、看到了紫禁城。   1960年秋，铁道部到张玉凤所在单位去选调专列人员，她又幸运地被选中。这可是整个中国大陆人民群众挨饿的几年，几千万人被饿死了，而她竟然品尝不到饥饿的滋味。1967年，23岁的张玉凤与在铁道部工作的刘新民结了婚。要知道刘新民可是一个端着金饭碗的大帅哥。婚后生活的甜蜜和美满自不待说。到1970年，他们已经育有两个女儿。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她被一个极有权势的老年人看中，开始了她长达6年妻离子散的畸形生活，一直到那个老年人死去，她又几乎陷入一场政治漩涡当中。  <img src="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9f528017b1&view=fimg&th=14be3643b4b5da63&attid=0.0.14&disp=emb&realattid=ii_i6tyzg7610_14be2208c23423f6&attbid=ANGjdJ9TzOXWzn342ycoQnh31ejeIIAlGuHpbEPsQtLdcv6hgmdiKd2l2jw1MxPwZJU-5tidOMmgyxDdUprXr7wcU9-2F8BSiRF7skREjHD58hSipbStM0m_aWEKKHU&sz=w438-h294&ats=1425478113523&rm=14be3643b4b5da63&zw&atsh=1" alt="" /> 她和冯文彬的通奸，完全是被动的，是人类的一种求生的本能，是人类的一种趋吉避凶的本性。而冯文彬这个伪君子，却在乘人之危，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到1980年，在她36岁的时候，她又回到了铁道部工作，她原来的丈夫刘新民也重新接纳了她。刘新民在这个问题上做得非常的大度、宽容和富有同情心。张玉凤有什么错！   但是往后的事，你们的表现都很差，愈来愈胡来。我就不能不说话了，因为你们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你们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了，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你们，有人会效法你们。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们，你们是人民群众中的败类，还是他们应该向你们学习的榜样。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严格界定。   张玉凤在退休之后，历时三年写就了八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这个大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你长期处于封建专制极权主义的领导核心，你了解太多真实的情况，你了解太多它们的秘密，这里面还存在着两个问题。要提高自己的觉悟，认清封建专制极权主义对于中国大陆人民群众的戕害，坚决同人民大众站在一边，反戈一击。人民大众欢迎你。要认清封建专制极权主义的虚伪性和残忍性，要选择最好的斗争方式，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还是太善良、太单纯、太直率。即使是你已经回避了许多敏感内容的那本书《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审核四个月，最后决定：该书不宜发表。并遭到毛泽东的女儿、侄孙坚决反对。这一切的一切，难道还不能使你醒悟过来吗？   坚决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吧，选择最好的斗争方式吧。‘骑墙’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要为封建专制极权主义去殉葬，那就太不值得了。 下边该说说刘新民的事了，这是个又可怜又可憎的人。在1970年7月，在张玉凤是26岁，你们已经育有两个女儿的时候，你们的小日子过得正美，有一个很有权势的老年人，看上了你的老婆，并强行将她带走。这时的刘新民是可怜的。一个温馨的家被强行拆散，倍尝骨肉分离刻骨铭心的痛苦。一直到那个老年人死去，才又将你的老婆送还给你。你表现得非常大度，不计前嫌，重新接纳了那位被几个男人都曾经玩弄过的老婆，因为你老婆是被动的，不是主动做坏事的。但是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度”吧。在你与张玉凤重新相聚的日子里，你对于权势的敬畏和依恋，你对于那个不明不白的私生子过分示好。和你对于曾经霸占过你妻子的那个老人过分的宽容和敬畏，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怀疑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在男人当中，能够不计较这种事的人可是寥寥无几啊！人们都称这类人为“缩头乌龟”。即使是一个禽兽，它对于另一个霸占了它配偶的禽兽也会以死相搏。你是一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人。   你还害怕什么？那位老人的权势已经消失，他变成一具僵尸，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庙里，任人摆布，他对于任何事情都已经无能为力了。现在正是你报仇雪恨最好的时机。你还等待什么？拿出你男子汉应有的血性来。 也可能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男子汉，你只是一个奴才，一个被阉割的阉人，你只是一个恨自己的妈妈没有被那个封建大魔头玩弄一个晚上、众多愚昧的、鲜廉寡耻的‘毛左们’当中的一员，那就算我以上的话都白说了。历史是饶不过你们的，你们会作为一个茶余饭后的笑料，被我们的子孙后代所历久传唱。 我听说，你们有一个大女儿在美国定居，她一定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我希望她能把这篇文章转呈给她的爸爸和妈妈看看。 我的话语是尖刻了一些。因为你们已经病得很深，“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对于你们还是报有一线希望的。希望你们能够幡然改悔、反戈一击。是做为人民的功臣而流芳百世，还是做为历史的罪人而遗臭万年？任君自择。这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辰刀 2014元月4日  <img src="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9f528017b1&view=fimg&th=14be3643b4b5da63&attid=0.0.15&disp=emb&realattid=ii_i6tywags8_14be21ebecdd2708&attbid=ANGjdJ_SRlkqXDNZc7zkud3KSOpsQqItHXdZbA1vMbEozoa5rV6pR8A-rq7nK2rsRMy0ifKgnTkRSe-ImN-cNxLh–vqH9GnqjCNljU9XUiGb09iZxb1eBrDzOWNkDw&sz=w416-h312&ats=1425478113524&rm=14be3643b4b5da63&zw&atsh=1" alt="" /> 你看, 右面这个人像谁? 这是谁的儿子？   以上照片为毛泽东的贴身生活秘书张玉凤与其儿子张南子（与毛的私生子）的合影照片，大家看一看，他几乎比所有的已经知道的毛泽东的儿子们更像毛泽东儿子。网上有人推测，张南子就是张玉凤与毛泽东的儿子。张南子的姓随其母亲张玉凤，“南子”的意思就是在中南海出生的儿子。目前，张南子的所有信息就处于保密状态，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他目前生活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   其实，说实在的，大家都将目光盯在张玉凤身上，百草止水都有点难为情。毕竟，张玉凤也是个可怜的女人，本身是有夫之妇，却不得不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贡献给老毛。即便因此而有了私生子，张玉凤也不应该受人诟病，毕竟这一切都不是受他控制的。 　　 其实，假若这一切都是真的，对张玉凤和张南子来说也不是什么有罪的事情。如果必须有一个人来承担罪名的话，那就是老毛，而非张玉凤她们。 　　 古今中外，名人高官富豪有几房小妾和众多孩子都是很正常的，就算老毛真的存在着众多的情人和私生子也是非常符合人之本性的。然而可怕的不是这些，而是老毛想把自己装扮成神或圣人，而他的追随者们一直到今天依旧如此。在他们眼里，老毛有众多情人和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的，哪怕真的有情人主动站出来承认，毛左们也会拼命闭上眼睛说“这一切都是污蔑”。 　　 唉，闭着眼睛说瞎话是非常困难的，更加困难的是要把这种谎话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而作为谎话的承载者们，张玉凤和张南子他们，生活又有多么苦恼，谁能知道呢？ （来自朋友推荐，作者不详）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Mar/342015杨继绳和哈耶克结缘.jpg" width="211" height="259" alt="" /> <div>杨继绳和哈耶克结缘  </div>   杨继绳谈文革 夏雨提供來源:電子郵件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千3百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两组数据不一致，文革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还有文化上的劫难。 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毛泽东说过有“两个司令部”，毛泽东不满党内官僚集团，文革中，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重新掌权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毛一闭眼尸骨未寒，江青一伙文革派即遭到逮捕。         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就可以判定文革已经失败，因为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旧制度的复归，没有一点制度创新;毛泽东发动文革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后，进一步表明文革失败，毛泽东因此健康大为恶化;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革的失败;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明文革已经丧失民心，文革失败已成定局。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已完全恢复。   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胜利者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文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6〕，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文革这场大劫难也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而补偿的因素就在文革的遗产之中。文革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第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文革前那种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文革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来，共产党不可批评的神话。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而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依赖意识形态而发起、而运行，文革的失败使意识形态大厦崩溃，中国人从此摆脱了几十年的精神桎梏，从荒唐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觉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多数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这种对精神枷锁的“信仰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正是官方感到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使得群众思想空前活跃，普通百姓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墙，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后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恶昭彰。它不仅伤害普通百姓，也伤害到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邓小平这类高层。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屠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官僚们复职以后重视法律建设。虽然官僚们构建的法制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但毕竟迈开了走向法治社会的一步。       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强大无比专政机器已经锈迹斑斑，铁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多数民众已经觉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负的官员准备行动，改革开放的列车轰隆而来。从此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这就是历史对文革这场灾难的补偿! （转自《炎黄春秋》）   ————   严家祺：《中国面对 6 条“走不通的路》 香港《前哨》來源:電子郵件 月刊2011-11   严家祺   现在的中国虽然实行严厉的新闻控制，但由于经济领域的自由和网路的存在，已经无法做到毛泽东时代那种“全面专政”了，当人们假借毛泽东言辞批判今日官方政策和作为时，共产党对此束手无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也大为削弱。薄熙来在重庆大唱“红歌”，有力地推动着一股潜伏的“毛泽东热”从地底升起。在毛泽东去世三十五年的当天，山西省太原市民众自发举行了一次「山西人民隆重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活动。纪念会大唱《东方红》，朗诵毛诗词，向毛泽东像三鞠躬，宣誓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然而，这样活动却被当局视为“非法集会”，主持人受到了行政拘留。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规模不大的纪念毛泽东的自发活动。在中国国内网路上，纪念毛泽东、歌颂毛泽东的文章更多。   毛泽东为什么“阴魂不散”？   三十五年前，当毛泽东去世、王张江姚被捕时，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中国要发生大的改变了。就是没有邓小平重新上台，任何人当政，中国也会发生改变，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的一套，是不可持续的。“九一三事件”和“五七一工程纪要”，引发了中国的一场无声的思想解放运动，许多人对毛泽东有了一个“基本结论”，“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正确的，毛泽东就是当代的秦始皇。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Mar/342015毛贼无耻之徒.jpg" width="175" height="220" alt="" /> <div>毛贼无耻之徒</div><div> </div>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在四月五日发生火烧汽车後，毛泽东把这一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文章说,“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这篇文章把毛泽东和秦始皇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更进一步传遍了中国。    在一九七六年逮捕王张江姚“四人帮”後，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毛泽东是“四人帮”的真正“后台”。华国锋的下台前後，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非毛化”热潮，但邓小平制止了这股热潮的进一步发展。当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在以后，苏联又对斯大林的罪行作了一一清算，使得苏联和今天的俄国，无法再从地底升起“斯大林热”。今天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不是历史学家如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反映，人们假借歌颂毛泽东来评判现实。    网路上广泛流传一份张春桥在审判他的“特别法庭”上的讲话，张春桥说：“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我无法考证这篇讲话的真伪，觉得张春桥在当年可能讲不出“利益集团”这样的名词。然而，流传这篇讲话本身，也是今天为“文革局部翻案”的“毛泽东热”的“组成部分”。    秦始皇是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统一中国後，在位十一年。毛泽东在统一中国大陆後在位二十七年。毛泽东与秦始皇的最大区别是“时代”，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兴起後的秦始皇，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在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後穿着“共和”外衣的秦始皇。秦始皇是一位历史的“创造者”，他创建的是“大秦王朝”，毛泽东创建的是“中共王朝”。辛亥革命後的“共和”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短暂插曲。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都有“後人”怀念“开国皇帝”，现在的“毛泽东热”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极分化十分严重，“毛泽东热”正是今日中国资本主义弊病的伴生物。毛泽东的错误在今天的中国没有充分揭露，马克思学说的错误在今天中国也没有受到批评，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高举毛泽东和马克思的旗帜，批判今日中国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和“老资本主义”的黑暗，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毛泽东的道路是否走得通？   毛泽东道路是在共产党专政下实行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不同时期，毛泽东道路有不同特征。在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期，走的是农民革命的道路；取得政权前後，毛泽东宣称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取得政权後，毛泽东走的是公有化计划经济的道路；毛泽东晚年走的是“文化革命”道路。 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今天，毛泽东的“农民革命道路”肯定是走不通了。也就是说，通过建立“新的共产党”或“无产阶级政党”，用割据和农民战争的方式再“打天下”，是走不通了。世界历史表明，在这样的时代，像“太平天国”和“共产党革命”这样的农民战争是不会发生了，会发生的最多是“街垒战争”和“城镇暴动”。    “新民主主义道路”也走不通。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在今年九月北京“纪念谢韬去世一周年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新旧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就使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差别，因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毛泽东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一词，他嘴里的“民主”，就是“专政”。今天有人在大谈“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不触动“一党专政”，是自欺欺人。    公有化计划经济道路也走不通。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上台，就开始走“非公有化”的道路，发展私人经济。一九八九年苏联东欧变革和其后的“全球化’，就废除了“计划经济”。     “文化革命的道路”也走不通。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为消灭“异己势力”、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统治的弊病和不满、通过“造神运动”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後发动的一场政变。文化革命在揭露共产党统治的弊病方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文化革命的“红色恐怖”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不能提倡。文化革命在中国造成的最大变化，一是摧残了中国文化，把中国的经济拉到了崩溃的边缘，二是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把“多头领导”的“共产党专政”，变成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现在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远远超过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预示的情况，但要想现在的中国再发起一场文化革命，首先是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威。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权威，而且是如此缺乏自信，今年十月一日，竟在天安门广场上都穿着黑衣黑裤、在“纪念碑”前哭丧着脸献花圈，把“国庆节”办成了“国殇日”。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引导中国走上新路呢！     “老资本主义”道路走得通吗？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是世界历史的分界点，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此消失。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专政随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消失而同时消失，中国则保存了一党专政，由共产党来推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以推翻资本主义为己任的政党，变成了一个用专制制度维护资本主义的政党。    毛泽东的道路走不通，那么，今天的中国能不能沿着欧美走过的“老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下去？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动。资本总是向报酬率最高的地方流动，中国在废除计划经济後，产生了不受土地束缚的数亿劳动力。外资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相结合，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同时，流入中国的外资获得了它的巨量红利和酬报。被马克思所批判的“老资本主义”的弊病，正在中国以空前规模重演，中国“农民工”的状况，比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还要坏得多。中国的“老资本主义”与英美“老资本主义”有一个区别，就是中国的“老资本主义”是与“专制政治”密切结合的，“权钱交易”泛滥成灾，国家权力和资本同时压在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工”身上。在毛泽东农民革命後，在马克思主义失去以往号召力的今天，中国这种“专制主义的老资本主义”，不会被“毛泽东式的农民革命”推翻了。如果沿着这种中国特色的“老资本主义”走下去，共产党就会变得“比一九四九年前的国民党还国民党”，就会完完全全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所谓“维稳”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这是一条疲于奔命的、痛苦的、挣扎的、自取灭亡的道路。 中国这种“专制主义的老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福利国家”的道路走得通吗？   “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是“重视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政治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不同的。专制、民主是政治制度问题，经济、财富分配是社会问题。在欧洲历史上，民主制度的成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解决好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以前，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主张”和“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为了标榜自己的社会主义与过去的社会主义不同，称自己的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一般的社会主义不同，主张通过“公有化”、“共产”来全面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和他的后继者，为了“自圆其说”，又提出了“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说法。    苏联、东欧、中国、朝鲜等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国家政治制度”上都采取了专制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专制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专制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但保留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相近的是“社会民主主义”。     “福利国家” 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福利国家必然带来高税收。 1989後的两大变化，一是共产主义的消亡，二是由于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导致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衰亡。在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今天，一个国家宣告破产，事实上，是这个国家因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而导致整个国家无力偿还外债而形成的。冰岛、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懒惰的、享受的、福利的资本主义。中国现在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离这种“懒惰的、享受的、福利的资本主义”还远着呢，今天的中国很难跳过“老资本主义”阶段，走冰岛、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的道路。福利国家的道路，对今天中国来说，也是走不通的。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严家祺：《中国面对 6 条“走不通的路》)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目标不明，到处都是逆风   中国今天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今天的国际环境，事实上处于鸦片战争以来的最好时期。然而，中国的国内矛盾，处于空前尖锐中。據《華爾街日報》中文網近日援引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發布的研究顯示，二0一0年中國大陸發生了十八萬起抗議和騷亂事件，比十年前增加三倍多，且社會動盪仍在加劇。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和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完全有力量妥善地一一解决国内的各种问题。然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僵化”和严厉的“思想禁锢”，不仅禁锢了老百姓的思想，而且禁锢了中国各级领导者的思想。中国只能用旧的思想、旧的语言观察分析问题，明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还硬要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明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还硬要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疆、西藏问题，可以很容易解决，中国就是不去寻找政策原因，而要怪罪于“国外势力”，把事情愈弄愈糟。中国政治问题不容公开地自由地讨论、辩论，不相信“真理愈辩愈明”。这种情况，是自己害自己，使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国际环境下找不到一条新路。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在进入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不知道要向什么地方去。大海航行中的轮船，方向不明，就会到处遇到逆风。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的新资本主义道路   上面的六条道路，可以归结为三条，这就是毛泽东的道路、福利国家的道路和老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的道路可以细分为四条，其他道路也可以细分。总之，上面的三条路或六条路，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都是走不通的。在资本主义开始大发展的中国，不要再自欺欺人谈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大趋势无人能改变，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中国只能沿着资本主义的轨道前进，但不能走“老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必须走一条新路，这就是首先用民主代替专制，走民主的、新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   “老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是三种“资本主义”。 马克思揭露了“老资本主义”的弊端，马克思以来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欧美“老资本主义”形成冲击，使它们不断自我改善，形成现代资本主义。    然而，欧美的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严重缺陷。近二十年来，全球性的金融市场规模愈来愈大，除了少数“金融寡头”外，现代金融市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愈来愈不透明了，成了充满金融迷雾和金融欺诈的“雾市场”。股市、汇率一次又一次的巨大波动，造成了世界财富一次又一次的转移。金融风暴并没有使财富“蒸发”，金融风暴的实质是对风暴前的财富转移状况的确认，这是一种“合法的”用金融手段对他人和他国财富的大规模掠夺。     “资本主义”是在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的同时追逐“最大利润”的主义，“福利国家”是一种受社会主义影响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降低了人们储蓄的兴趣，导致“超前消费”无限扩大，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因之一。建立“新资本主义”不是走“福利国家”的老路，而是建立有明确“社会建设目标”又保持自由竞争精神的“新资本主义”。社会公正、社会工程、社区建设、环境保护等等都是“社会目标”。    中国要建立“新资本主义”，在经济制度上，首先要保障私人财产权，使市场经济规范化、法制化。禁止官员、警察、海关用“权力”来掠夺私人财富。“新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的资本主义，使任何人经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积累财富，使富人和穷人都愿意留在自己的祖国。新资本主义不仅要禁止凭借政治权力对私人财富的掠夺，而且要减少和消除形形色色的金融欺诈和金融掠夺。    许多人称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为“权贵资本主义”，我认为，称“专制资本主义”更为恰当，这是“老资本主义”中的一种。在政治制度上，对中国来说，首要的目标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实现从“专制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老资本主义”才有可能转变为“新资本主义”。中国许多王朝在建立数十年後都会出现“盛世”，都会崛起，因专制政治的规律，随後就是走向不可阻挡的衰败、动荡和灭亡。民主是一种“修错机制”，是一种自动调节的“动态稳定”，没有民主，中国今天的“刚性维稳”总有一天会使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抗议、动荡汇集起来，爆发全国性的大动荡和大崩溃。（写于2011-10-3） (严家祺：《中国面对 6 条“走不通的路》 [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2011/10/23 发表） 吴大江世事纠结，日久事明。   ————   重新评价毛泽东为期不远  叶永烈中國警世新聞來源:電子郵件 10-140220     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裁决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评述，言简意赅，乍一听，有些耸人听闻，但如果联系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次“大灾难”，使几千万人的血流成河；两次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从这一视角去看毛泽东其人，就不难理解叶永烈讲这些话的心态。只要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抱着“血溶于水”的感情，并且对毛氏暴政进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会认同叶永烈的这一观点。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没有‘八届十中全会’，或者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那么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将还会再高些。…… “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虽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文中，一个是“如果……谢世”，另一个是“下地狱”，这两句话的内涵，只要细细捉摸，还是回味无穷的。 他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的另一处又说： “刘少奇没有好死，毛泽东也没有好活。”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在有关章节中对毛泽东有更全面的评述，现将这些评述汇集在一起，从中可以更加深刻认识毛泽东其人。而这些评语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后得出来的。   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政治上，他认为： “毛泽东是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 在思想作风与道德品质上，他认为：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恶劣的。” “他往往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高压、暴力的方式，对持不同意见者施予打击、斗争乃至铲除、杀害。”（指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搞的“肃反”。） “晚年的毛泽东，是卑微渺小、龌龊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对周恩来）” “毛泽东将这套肮脏的手段来对待周恩来。……毛泽东对待周恩来何其残忍如斯！” “毛泽东的那种玩弄权术与阴谋诡计的手段，那种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风，都是十分丑陋的。” “毛泽东的这种心态与行为，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恶劣的政治品质！” “毛泽东的那种阴险狠辣、不择手段，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丑恶的行径之一。” “……连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过，一定要斗争到底。这股狠辣的劲头，也只有毛泽东才具备。”（指对周恩来）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独断专行，是毛泽东思想作风的一大恶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千古劫难，全部都是与此有关。” “毛泽东的‘德’过于恶名昭著！” 作者在评述毛泽东的一生处世哲学时，他在引述毛泽东自己讲的原话后（比如毛泽东说：“……一万年以后，也要斗”。毛泽东还说：“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就接着说： “实际也是这样，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伴随了他那漫长的一生。” 为了说明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作者从封存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手炮制的苏区根据地的大冤案。作者对这一冤案作了如下评述： “中央苏区三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是一起毛泽东借用反AB团来铲除异己的政治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二万人之多。（编者注：见司马长风《毛泽东与周恩来》）他们大都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与骨干力量。……” 这一冤案为“尊者讳”，迄今没有公开平反。   “此后，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策划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这一切源头，便是反AB团运动。” 作者对延安的整风运动是这样评述的： “毛泽东为周恩来组织的批判斗争，不仅规模宏大、时间持久，而且气氛紧张而激烈。由于整风的第一号对象王明早就称病住院，躲避了批判斗争；因而第二号对象的周恩来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斗争的火力，其场面的激烈程度为整风运动的首见。而周恩来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的这条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给中国带来了贫穷、落后与苦难。毛泽东在世之时，没有人能够反对它，更没有人能结束它。听任其横行恣肆。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风运动之所赐。”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风，是因为通过这次运动，形成了毛泽东的统治模式。” “毛泽东由反教条主义的英雄，变为教条主义的俘虏；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而延安整风运动由一种思想教育运动变质为毛泽东打击党内外的不同声音的武器，成为毛泽东专制统治的工具，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 编者的话：   叶永烈的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内的三本著作，十年前在国外出版，去年由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像上述那样对毛泽东的淋漓尽致的批判、揭露与无情的鞭笞，按传统的思维定势，他只能在国外度日，是难以在国内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叶永烈写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长文。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现在政治上已放宽到像叶永烈那样的人，不但允许他在国内存在，而且还可以发表他的文章。这是一件大好事！ 这是否意味着让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对当年暴政史的知情权！？果能如此，重新评价毛泽东已为期不远矣！   ————-   毛泽东与希特勒之比较 作者：老庚中國警世新聞來源:電子郵件【阿波罗新闻网 2014-03-17 讯】   笔者深感悲哀，因为与希特勒的反人类罪相比，毛泽东与中共犯下的反人类罪更严重、更狠毒、更可怕，但中国大陆居然还有大批民众坚持纪念、瞻仰、崇拜老毛，甚至将毛主义视作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灵丹良药，岂不悲哉！笔者不禁要大喝一句：毛左们，你们是真傻还是假傻？   为毛泽东阴魂不散摇旗呐喊   笔者有心写这篇文章已经多年，一直没有下笔的原因，是希望随着资讯的进步，历经动乱的中国人可以逐步认识到中共执政的祸害，尤其是毛泽东独裁统治的残暴本质。可惜的是，目前中国大陆许多民众不但认不清老毛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摧残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事实，反而认毛作父，依然将毛泽东视为新中国的救星。以毛左代表自居的司马南、孔庆东之流，四处奔波活动，为老毛阴魂不散摇旗呐喊，并且颇有市场。据报载，去年毛诞日湖南成千上万的民众到韶山举行纪念活动，中共常委七巨头也前往老毛纪念堂「瞻仰遗容」，其实，用大陆流行的话说，就是去「拜鬼」。 大陆民众并非不知道毛泽东独裁统治的祸害，但他们依然奉之如神明，理由何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列举崇毛的十大理由，很有代表性，兹列如下： 一，毛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人人有饭吃的国家。二，毛树立起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受所有国家敬仰。三，毛使中国在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四，毛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五，毛打造了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毛时代的中国各种犯罪少之又少，几乎清除了妓女、毒品、盗抢、黑社会犯罪、官腐等。六，毛打造了世界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七，毛在全世界政治领袖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八，毛是中国历史上以至世界上最博学多才的领袖。九，毛是中国历史以至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十，毛是最伟大思想家、预言家。 姑且不论作者罗列的十条理由有多麽夸张而不符合实际，老毛在他统治时期使数千万人遭到精神及肉体上的迫害、被逼而死，这样的人类浩劫难道可以一笔勾消吗?如果可以的话，现代世界史上，还有一个魔头，无论从个人品格还是对国家的贡献来看，都比老毛更「优秀」，这个人就是希特勒。   以毛左的逻辑看希特勒的贡献   从对国家的贡献看，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德国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局面，国家经济陷入一团糟。一战後德国被迫签订屈辱性的《凡尔赛和约》，接受了英、法等同盟国强加的各种苛刻条款：钜额赔款、裁军、割让领土等，当时的德国是一个被英、法等国踩在脚底下的战败国，其处境比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後的清朝更糟。正是这个原因，当希特勒向德国人推销他的强国主张及治国方略时，才会赢得大批德国人的好感及狂热支持，将他及纳粹捧上政治舞台。可以说他的上台代表了当时德国的民心所向。这种情况，与中国执政之初的所谓社会风气十分相似。中国大陆许多人一谈到老毛与中共，总是念念不忘所谓的五十年代初，一点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幼稚与盲目，才将专制独裁的中共迎进家门。对比德国人对自己民族误将希特勒这个魔头送上执政舞台的忏悔，中国人实在是一个不会反省而又健忘的民族。   希特勒执政後不负众望，德国经济迅速好转，失业率大大下降，工业开始恢复元气。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不过短短十二年，德国一跃而成欧洲超级强国，一扫过去衰败之气，到处受人尊重，在欧洲的外交事务上，几乎说一不二;当时世界霸主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要看希特勒的眼色行事，处处委曲求全，张伯伦外交因此成为绥靖主义的代名词。如果不是希特勒战略判断错误，德国应该可以与苏联平分秋色，成为欧洲霸主，将英、法等老牌世界强国收入囊中。这种国际地位，不但老毛统治时期的中国大陆无法相比，即使今天中国经济规模号称世界第二也是无法相比的。按照毛左们的逻辑，德国人完全有理由怀念希特勒。 希特勒在世时，德国横扫欧洲，奠定世界大国地位，德国战败後，这种地位依然保持，二战後德国非但没有重陷一战後的绝境，反而获得重生，从军国主义转变成现代民主国家，并且成为稳定世界民主秩序的大国。追根究底，现代德国的历史，与当年希特勒凝聚民心，使德国复兴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有极大的关系，如果单从这一点看的话，希特勒比统一德意志的铁血首相俾士麦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更高。按照毛左们的逻辑，德国人完全有理由怀念希特勒。   德国人完全有理由怀念希特勒   从民心来看，希特勒执政时，民众视希特勒为伟大的领袖，对他的狂热崇拜一点不比文革时的红卫兵差。那时的德国，国民士气高昂，在响彻云霄的贝多芬交响曲鼓舞下，万众一心，为领袖、为国家、为民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一九三六年夏季奥运会在柏林成功举办，将希特勒的个人威望再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不但德国举国陷入狂热，连参加奥运的世界各国运动员也争先恐後地加入崇拜者的行列。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德国人，没有理由不怀念天真、单纯、热血沸腾及团结奋斗、一心向前的「美好时光」。按照毛左们的逻辑，德国人完全有理由怀念希特勒。 再从希特勒的执政理念看，希特勒出身低微，知道低层民众的疾苦，因此，他对上层阶级天生有一种恶感，这也是他仇视犹太民族的一大理由。现代法西斯主义的特徵之一，就是与社会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在纳粹的政治理念中，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求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希特勒在他的代表作《我的奋斗》中曾表示：「巨大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化，……其最基本特徵就是工人永远无法找到属於自己的生计。他是货真价实地一无所有。他的晚景凄凉，生不如死。」纳粹党纲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将垄断性企业收归国有，让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严惩高利贷者等。按照毛左们的逻辑，德国人完全有理由怀念希特勒。 希特勒上台後，履行了对德国人民的承诺。他上台的第三天就发表了《告德意志国民书》，宣布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希特勒上台前，德国六千万人口中，几乎有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到了一九三八年，纳粹德国就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蹟，失业率从百分之三十三降到了百分之一点三。希特勒不但解决了失业问题，同时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减免赋税等。如果从「为普通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角度看，希特勒及纳粹党徒一点不比老毛及中共逊色。按照毛左们的逻辑，德国人完全有理由怀念希特勒。   种种光点不改变黑暗时代本质   再从个人品格及魅力看，希特勒虽然是个魔头，但他不追逐财富、不嗜烟酒，不贪婪女色，在道德上没有不光彩的记录。希特勒几乎终身未娶，只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才与爱娃结婚，以报答这位女性多年来的忠诚。与希特勒相比，老毛的个人品格几乎不值一提。按照毛左们的逻辑，德国人完全有理由怀念希特勒。 从以上简单的事实罗列中，可以发现，按照毛左们的逻辑，德国民众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纪念他们的「国家英雄」、「人民救星」、「心中的红太阳」。但是，德国人非但没有纪念希特勒，还深刻反省了自身：是自己的幼稚与狂热才导致希特勒上台，而希特勒的崛起则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大灾难，他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数十万吉卜赛人、两百万波兰人以及数百万苏联战俘与平民。德国人知道，与希特勒犯下的反人类罪相比，他对德国的贡献又算得了什麽?根本不存在历史功过几几开的划分：纳粹德国是黑暗的时代，即使那个时代有种种光点。   行文至此，笔者深感悲哀，因为与希特勒的反人类罪相比，毛泽东与中共犯下的反人类罪更严重、更狠毒、更可怕，但中国大陆居然还有大批民众坚持纪念、瞻仰、崇拜老毛，甚至将毛主义视作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灵丹良药，岂不悲哉!笔者不禁要大喝一句：毛左们，你们是真傻还是假傻?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   张戎：毛泽东的最后岁月  夏雨提供來源:電子郵件   1973年，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他最后的日子。就在生命的最后，面对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形成的三人“同盟”，毛泽东已是力不从心，尽管他的大脑直到临终都很清晰，保持一个念头就是自己和权力，但他也无力改变文革破产的颓势。华裔作家张戎及其丈夫乔哈利戴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披露：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三位成为盟友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并分析指出：“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以下为书中第五十八章《最后的日子》全文摘录。   1974年的毛泽东，时年八十一岁 邓小平迫毛让步 1973～1976年 79～82岁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中共领导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航向。 　　 邓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动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意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 　　 同在法国的中国人形容他是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同人开玩笑。”数十年的共产党生涯把他演变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个好处是他喜欢开短会，中共夺取大陆后他负责大西南，开的第一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只花了九分钟，与一次开会讲了九个钟头话的周恩来迥然相异。有人说，周的风格是举轻若重，邓是举重若轻。邓处事果断，不少复杂的政务是在桥牌桌上解决的。 　　 从法国邓被驱逐出境，到了苏联。长征时，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 　　 对毛的政策，邓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时，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毛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不赞成毛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毛欣赏邓的能力，留着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能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 　　 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份量又不够重。 　　 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 　　 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后，邓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覆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 　　 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邓有了权后干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上议事日程。文革中，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时，毛的“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 　　 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也当面对毛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写信告她的状。邓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不能让邓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 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头一年，邓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追悼会那天，就连毛谨慎寡言的秘书张玉凤也问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翘了翘他半瘫的腿，说他走不动。可人们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贬周。不久后是春节，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里的人悄悄传说，这是毛在庆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 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最后的日子 1974～1976年 80～82岁 　　 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毛泽东最后的日子。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里躁动的情绪，在生命临近终结时，由毛赋以特殊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六世纪庾信的《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用江青的话来说，邓等人是在“欺负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 　　 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重读这些文章，毛脑子里或许还转着文章攻击的主要对像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后来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苏联。据赫鲁晓夫和王明的儿子王丹之说，毛还下过一次手，结果王明没死而他儿子的爱犬被毒死了。王明对于毛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时做反毛的对华广播，文革中还计划飞返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推翻毛。这个计划由于苏联不支持而未实行。 　　 从四十年代中毒以后，王明就不断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后几年，生命更似一缕游丝。他的内脏全被腐蚀坏死，到后来什么都不能消化，一点点东西，要嚼三、四个小时，算一顿“饭”。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能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准确地射过边境就不错了。巨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质量差得一塌糊涂，而且浪费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看。”福特总统访华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毛的确被恭维为第三世界领袖，但享有此称号的人不少。第三世界并不听命于毛，毛也没起什么领导作用。就像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是与不是有什么两样呢？” 　　 即使毛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毛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 “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毛的柬埔寨领导人克米（Keo Meas）被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 　　 在世界舞台上，毛能抓住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光环。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来访时戴着一枚毛像章，她后来写道：“他的反应简直像个孩子，兴奋得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我的手。”为了持续保持知名度，毛见外国政要一直见到临死前三个月。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领袖形象。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时毛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说话哼哧嘟哝，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一九七六年五月底，毛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照片后，再不见外国人了。 　　 毛因未能实现做世界领袖的雄心而伤感。他的伤感不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为追逐他的梦，为巩固他的权力，他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造成七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亡。对此毛没有表示过任何遗憾。他心头只有自己。毛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征服中国的辉煌——像看宣传电影中中共军队进北京——和现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 　　 毛这时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其中最显着的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一而再、再而三对他表示同情。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来华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把你看作一家人”。这样的话，毛一生中大概没有对第二个外国人说过。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松再度来访。为了此行，毛派了架波音七○七，载上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他。这个姿态也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中国飞机很有可能被扣下，做为中国没收美国在华财产的抵押。与尼克松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松碰杯。尼克松走时，毛步履艰难地陪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地同他告别。毛就是把尼克松接来道别的，为尼克松上演的文艺节目里，毛特意安排了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有萨都刺的《百字令登石头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有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里面更叹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对尼克松，这些都是对牛弹琴，他听得枯燥无味，疲倦已极。毛是在为自己抒发感情——尽管他不在场。 毛的伤感情怀还有一个寄托者，他就是被毛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防止蒋卷土重来，毛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共产党垮台后葬到大陆去。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介石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尼克松、蒋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他只见过短短的一次，没什么交情。可是，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一九七五年死在监狱里时，毛着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正是这种担心，驱使他对邓小平等人暗示：别动他，尽可以在他死后清除江青一党。毛只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对他死后天塌地陷毫不关心。毛没有指定“接班人”。 　　 毛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会长久。死前他只有一次对为他管事的华国锋等人说了几句关于未来的话。未来在他脑子里是“动荡”，是“血雨腥风”，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遗言——尽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时间预备遗嘱。 　　 毛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中南海内一所其貌不扬的房子里度过。房子是专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号，叫“二○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邻唐山市的一场七八级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匆匆抬进那里。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官方说二十四万，非官方估计是六十万。如果中国当局接受国际援助的话，伤亡本可以大为减轻，但毛政权对外国援助一概拒绝。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里，千百万人睡在露天，“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号召人民“在废墟上批邓”。 　　 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来征求毛的许可。毛先说不同意，后来她又要求，毛便答应了。三天后，毛突然丧失神志，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这时毛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回来后的江也参加，但站在毛的床后，因为毛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看。毛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 　　 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尾声 　　 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停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中共现任领导人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着毛的神话。真实的毛，依然鲜为人知。        ————-   小资料：中国高官桌上的红色电话 夏雨提供來源:電子郵件   习近平新年贺词播出后，曝光的习近平办公室，引发全国人民的关注。除了书架上的几张家庭合影之外，大家对办公桌上的二红一白三部电话机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人们猜测，红色电话就是高层领导才能使用的神秘“红机”。 “红机”也被称为红色机器、红机电话，属党政专网电话，在中国专指副省军级以上的党政军领导专用的保密电话，整个系统独立于电信系统之外，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建设和管理维护，通讯经过加密。一般情况下，中共高层的红色电话都采取了最为先进、严格的保密措施，通信联络的可靠性和畅通性很高。   习近平办公桌上两部红色电话机功能不同   从新闻画面，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办公桌上共有两部红色电话。实际上，尽管其外表都是红色的，这两部电话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甚至从属于不同的电话系统。   级别相对较低的一部电话，是军用保密电话。这种电话和普通电话的功能一样，带有一个数字拨号盘，甚至电话上能够储存一些常用的电话号码。其特别之处在于，这部电话上面有两个按键，分别为明码通讯和加密通讯功能。在完成拨号之后，电话机并不能直接拨出，必须选择明码或者加密通讯之后才能完成拨号。在通话期间，拨打电话的人也可以从明码通讯切换到加密通讯。   从理论上而言，在通讯加密之后，外界即便截获了通讯的内容，如果不进行相应的解密，仍无法了解到通话的真实内容，听到的只是一段电子杂音而已。   这部电话使用的是军用保密通讯线路，与地方的通讯网络做了严格的物理阻隔。实际上，全军都在使用这个通讯网络，但由于接入的网络众多，因此其保密安全性并不是最顶级的。从理论上来讲，习近平可以用这部电话给全军任何一个单位直接打电话。   另一部红色电话，则是最高级别的通讯电话——“军委一号机”，另一俗称是“红机”。实际上，能够获得“一号机”使用资格的人员，比外界预计的数量要大得多。除国家主席和总理之外，其他的政治局常委、省部级官员以及部队正军级以上干部，甚至大型央企一把手的办公室都有这种电话。所有离退休的“副国级”以上干部，其家中也有这种电话，方便和现任领导人直接沟通。   “一号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部电话的整个机身没有拨号盘，也没有加密按键，因为它既不需要拨号，所有通讯也都是加密的。在使用这台电话时，只要说出你要找的人，接线员就会帮你把电话转接到你需要的电话机那里。 “一号机”的线路并非只是高级别人员之间的共同线路，高层人员同样可以使用这套系统和下层单位进行通讯。虽然这部通向一号台的电话机，上面没有拨号盘，却不是一部简单的电话。机身内部有一个防止窃听的保护器。任何原电路被异物介入或者外壳损毁，电话都会自动报警。早期的一号机，使用老式载波原理电话技术，因此必须进行弱流增益，导致声音还原性不佳。除非经常使用，否则即便熟人之间也未必能认出对方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末，更换了程控电话系统之后，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从原理上来讲，这两部红色电话都有非常高的保密标准，除了电话线路独立于民用电话网络之外，电话机身也做了防电子信号外泄的处理。任何电器，即便是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机身的电子元器件也会有微弱的电流辐射。专用器材可以读取这些电流辐射以确定其位置，甚至分析出其信息数据进行破译。因此，政府部门的保密通讯器材和电脑等信息载体，都会对其电子信号进行屏蔽。   “红机”的由来   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还没进驻北京，就有一支特殊的电话队提前进城，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装交换机、架线路、保持通讯迅速畅通。这支部队就是专门为中央通信服务的电话局，即专用局。在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抵达北平之前，香山专用局已经成立。1949年6月，周恩来的办公地点迁到了中南海，为了方便他与香山的通信联络，北平电信局在中南海居仁堂安装了人工磁石交换机。后来，中共中央的工作也开始逐步转入到中南海，为了加强保密工作，同时提高通信的效率，中央办公厅作出决定，建设中南海专用局，并于7月15日竣工开通。香山专用局的人员先后也跟随中央进了中南海。   1952年7月，中南海专用局局号定为39，对外称“北京电话三九专用局（简称三九局）”。单位规定，“三九局”的话务员每月只许回家一次，不许在家住宿，不许随便外出，不许与亲友通信，不许向亲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任务，不许听领导同志的电话。红色电话是首长保密电话，是在保密网内的，与其他颜色的电话不能混接。   毛泽东在中南海用的红色电话机   毛泽东使用的是“红色一号机”。毛泽东很少亲自接电话，任何打进毛泽东办公室的电话，总机都是先接到机要秘书那里，机要秘书听后，如果认为必须由毛泽东本人接听，那就走进去通报一声。这时，毛泽东便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听筒。有时，电话内容紧急，而毛泽东正在睡觉，机要秘书就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叫醒他。   严格的保密要求   使用红机网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如所用电话机必须符合保密技术标准、不得在专网上私自连接其他终端设备、不准使用无绳电话机、避免在同一房间同时使用专网电话和普网电话等。对专用局的话务员要求非常严格，尤其负责红机的话务员更是“压力山大”，他们按工作中的差错分小、大差、严重差错及事故。 与一般电话不同的是，红机的号码只有四位，按照排列组合的计算方法，最多能有一万个号码。这些电话均经过了加密处理，遇重要情况，机要部门都会通过红机进行联系，但有些部门级别不够，没有红机，遇有重要事情传达时，也不能随意使用普通电话。   据外交部礼宾司的马保奉回忆，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为确保安全，欢迎仪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临时改到了机场。这个突然改变打乱了原来的部署，既要保密又要通知到所有的相关部门，按接待办公室规定，有关戈尔巴乔夫访问日程的电话，一律使用红机。个别没有红机的单位，就派人上门或把人请到宾馆来口头通知。卫戍区的仪仗队和礼炮营就没有保密电话机，马保奉就打普通电话把负责安排此项任务的人员请到钓鱼台来，再当面口头交代。   国家领导人在国内视察，也会临时设置红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电台台长李锦华回忆，1954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去广州视察，李锦华等6人负责中央领导一行的通信联络，他们到广州后，架设电话线、电报线和K线（即收信台与发信台的机器连线），及时为毛泽东等人安装保密电话机，并且开通了与中央机要局的有线电传通信，做到随呼随到，24小时不间断。   2013年四川雅安发生地震后，李克强总理乘坐专机赴当地视察，媒体拍摄到他在飞机上指挥救援工作的照片，专机桌子上摆的正是一部红色电话。   哪些人能用“红机”   在中国，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都配有红机，一些重要单位的机要室与总值班室也会配有红机。为了保证畅通，红机电话一响，相关人员必须立刻接听。一位知情人士曾经给正部级领导当过秘书，据他回忆，平时最怕红机响，因为那很有可能是批评犯错的，而中办的工作人员用红机的频率比较高。   红机在关键时刻能发挥独特作用。据叶圣陶的秘书史晓峰回忆，1967年，已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在洗澡时突然发病，紧急时刻赶忙求助当时还没“靠边站”的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刘皑风立即拿起红机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很快得到“全力抢救”的指示，从而挽救了叶圣陶一命。   据央视一位多次送审样片的资深记者介绍，在《新闻联播》专用的审看间内“茶几上有两部引入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2001年2月21日，因《新闻联播》的一次报道错误，时任央视台长赵化勇就接到了江泽民的电话。   库恩写的江泽民传记《他改变了中国》对此有生动详细的描述。当晚，赵化勇正坐在他位于十五楼的办公室里，观看《新闻联播》。19时20分，红色电话响了。一个声音问：“你是赵化勇吗？”赵化勇回答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江泽民给赵化勇打电话，指出了《新闻联播》的一个错误。原来，江泽民下午在一间会议室会见了两拨人，一拨是奥委会评估团，一拨是江泽民的私人老朋友，也是外国人。《新闻联播》直播时，用的奥委会评估团的画外音，播出的镜头却是江泽民与老朋友私人会面的画面。江泽民并未过多责备，他对赵化勇说：“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赵化勇迅速行动，查清事故原因并多次检查纠正确保不再出错后，20时25分，赵化勇回到办公桌边，拿起红机给江泽民回电话。“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一个女声回答：“稍等。”数秒之后，江泽民接了电话，赵化勇详细报告了前因后果和解决措施。江泽民最后安慰了他：“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指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在重要领导人的家里，也会配有红机电话。一般情况下，正部以上官员家里配的红机，号码是专用的，与办公室的不同。其他副部级官员家里的红机则是办公室的分机，与办公室用同一个号。 （作者：爆料哥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   査建国來源:電子郵件 2015/2/22   向德普、建英拜年！王小宁与王希哲一样以反对“丑化”毛和中共为己任，王小宁甚至埋怨中共不够狠，建议当局抓捕异议人士。我们与王小宁的关系已从难友、朋友关系发展到观点不同争鸣关系，再发展到今天的立场对立的政敌关系。在当前如此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王小宁之流比一般五毛，比很多御用文人起的作用还大还坏。北京查建国   查哥：过年好！   近日在邮箱中看到你的点评不少，您点评的虽然好，但看过后真为您有些担心，现在五毛猖獗，一定要小心，千万要当回事。五毛把汉奸分为境外、境内两种，收集名单献给党，前者没事后者遭殃。 何德普   附上王小宁在新浪微博中发表的几篇大作，共参考。   新浪网络管理员：我（王小宁）的微博自10月9日起，新发文章上网后不久即被屏蔽。我希望这是事故，而不是有意所为。以前屏蔽文章都有通知，此次没有任何通知。我的文章是批判反共、反毛的，是指责叛国者（汉奸）的，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我想新浪网络管理员先生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这样做的。对此事我将追究到底。   10月16日 09:16 来自微博 weibo.com   某些西化知识分子是怎样拔升旧中国，贬低新中国的 —-评资中筠《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更正？》 2015年2月15日 10:21 王小宁   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资中筠有一篇讲话《不合逻辑的中国梦》，其中有一节叫《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更正？》。资中筠以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对比，来说明旧中国的不落后、不贫穷，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落后、贫穷，并对中共和中共政府说假话进行强烈谴责。   资中筠首先说：“北京的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有些言过和夸大，但随着网络媒体的进步，好多史料史实在国内外网站、博客和微博上的不断揭秘，使我发现，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实，在官方的高层领导人文集里、各类中央文件决议中，官办的媒体报刊上和国家编写的大、中、小学的课本教材上，都被发现有很多虚假的堪称是‘国家级的谎言’”。   袁腾飞的话暴露了他极端反共反毛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可以感觉到资中筠对袁腾飞的欣赏和认可。他们实际上是要重写历史，但是历史并不是有几个文人出来鼓噪就能重写的，必须要看历史事实。我们承认过去官方所编历史是有问题的，部分历史需要改写，但是，就总体而言，官方所编历史多数还是站得住脚的。袁腾飞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真实率低于5%”之说，不是“或许这句话有些言过和夸大”,而是极其荒唐。   资中筠否定毛泽东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认定，并认为这些说法被编写进了中小学的教材，成了货真价实的“国家级谎言”。“一穷二白”是一种比喻，是表明旧中国工业非常落后，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并不是说旧中国没有任何工业建设成就。中国自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现代工业已近百年，怎么可能没有任何工业建设成就呢？毛泽东的意思是很落后，不是没有。资中筠是大资本家出身，父亲是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她当然不能体会到中国工农大众的连温饱都没有保证的极端贫穷，她也会极力强调旧中国工业之发展。资中筠有这样的认识并不奇怪，但是她又能代表多少人呢？   我在这里用数据说明旧中国为什么是“一穷二白”的。1949年中国有5.42亿人口，但是主要工业品产量却少得可怜：粗钢16万吨、原煤0.32亿吨、原油12万吨、发电量43亿度、水泥66万吨、布18.9亿米。计算一下人均：人均粗钢0.3公斤、人均原煤59公斤、人均原油0.2公斤、人均发电量7.9度、人均水泥2公斤、人均布3.5米。中国当时的化工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军火工业、电子工业、高科技工业等就差得更远了，甚至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中国1949年GDP358亿元，人均GDP66.09元。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35岁。一个人均粗钢0.3公斤、人均原煤59公斤、人均原油0.2公斤、人均发电量7.9度、人均水泥2公斤、人均布3.5米，人均GDP66.09元，人均寿命35岁的国家，不是“一穷二白”，又是什么？我们将它与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做个比较。（对于毛泽东时代，政治右派和西化知识分子是全盘否定的。）毛泽东、周恩来去世的1976年，中国的主要工业品产量：粗钢2046万吨、原煤4.83亿吨、原油8716万吨、发电量2031亿度、水泥4670万吨、布88.4亿米。分别是1949年的127.8倍、15倍、726倍、47倍、70.8倍、4.68倍。中国1976年GDP2943.7亿元，人均GDP316元。是1949年的4.78倍。1976年中国人均寿命65岁，比1949年增加30岁。如果旧中国不是“一穷二白”，那么1976年的中国又是什么？岂不是世界上先进、富裕的国家了。我们都知道，1976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说旧中国是“一穷二白”，有什么错？资中筠说：旧中国不是“一穷二白”，岂不是很可笑吗？   资中筠说：“在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就可以制造枪支大炮军舰飞机。”资中筠举的例子最晚到1921年，当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1927年至1949年）可以造枪支，（连工业极其落后的中共的根据地都能造枪支）但却不能生产大炮军舰飞机。（只能进口主要零部件，组装出几个来。）国民党给共产党留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1949年的中国是“一穷二白”的中国。   资中筠专门给我们讲了“中国造万吨轮”的故事，说中国在1958年、1960年造了两艘万吨远洋轮船，而在1920年至1921年，上海江南造船所，就造出了四艘万吨轮船。并且说：这是对“国家级谎言”的绝妙讽刺！中国1921年建造四艘万吨轮船后近三十年再也造不出大船。新中国于1958年、1960年建造了两艘现代万吨轮船，这也是个不小的成就，谈不上绝妙的讽刺。解放以后，中国造船工业前三十年片面强调发展军用船舶，对民用船舶重视不够，造成了军用船舶先进，民用船舶落后的局面。新中国船舶工业早在1956年就造出了护卫艇、1957年造出了柴油潜艇、1961年造出了导弹快艇、1962年造出了反潜护卫舰、1966年造出了中型护卫舰、70年代先后造出了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1974年造出了核潜艇。世界上当时只有三、四个国家可以建造核潜艇。对这些成绩，资中筠偏偏不讲。她有选择地讲在1958年、1960年建造两艘万吨轮船，对比旧中国1920年、1921年建造的四艘万吨轮船，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从1921年以后，旧中国连小型军用船舶都生产不出来，国民党海军是清一色的外国军舰。   旧中国由于战争等原因，最受重视，发展最快的工业是军火工业。于是资中筠把旧中国军火工业发展作为先进例证举了出来。资中筠说：“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的兵器生产能力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为24个，在陆军常用的武器弹药中，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消耗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从1939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轻重机枪42,189挺、迫击炮8,441门（含60mm、82mm、120mm等口径）、掷弹筒91,098具、枪炮弹上亿颗，还造出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以上有一个数据资中筠抄错了：“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即364万枝，不对，多了一位数，应该是36.4万枝。我查了有关资料：国民党兵工厂1939年生产步枪8.1万枝、1940年生产步枪5.5万枝、1941年生产步枪3.9万枝、1942年生产步枪5.9万枝、1943年生产步枪6.7万枝、1944年生产步枪6.3万枝，合计36.4万枝。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兵工厂确实有长足发展，为抗战做出了贡献，但是，其产量很小，远远满足不了中国军队的需要。中国在1940年以前进口了大量德国、捷克武器，在1941年以后又得到美国大量武器援助。由于国民党兵工厂生产量太少，军队仍然是兵多武器少。1939年何应钦宣布中国有军队作战兵力增至261个师、50个独立旅，447万余人。如果每年作战损耗枪炮四分之一，那么每年枪支就应补充近百万支。而国民党兵工厂六年只生产了36万支步枪、4.2万挺轻重机枪。资中筠所说：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陆军常用武器弹药，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完全是谎言。还有，造出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也是谎言，因为从来没有听说，中国生产的军用飞机被实际使用。以上这些谎言不知是“国家级谎言”呢，还是西化知识分子级、政治右派级谎言。   我们再把抗战期间国民党兵工厂的成绩与新中国兵器工业最初三年的成绩做个比较。新中国兵工厂1950年到1952年生产了冲锋枪19万支、步枪1.7万支、手枪15万支、信号枪1万支、轻重机枪0.38万挺、火箭筒0.48万具、迫击炮0.43万门、无坐力炮0.47万门、火箭炮240门、加农炮、榴弹炮623门、枪弹15亿发、手榴弹2328万枚、各种炮弹1433万发。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远远超过旧中国。国民党兵工厂生产不了冲锋枪，而新中国兵工厂生产了19万支冲锋枪。注意，它是一个工厂（六二六厂）用一年多时间生产的。国民党兵工厂没有反坦克武器，新中国兵工厂研制、生产出近万具当时在世界上也属先进水平的反坦克武器：90火箭筒及弹药，57、75两种无坐力炮及弹药。国民党兵工厂只生产出迫击炮8,441门，没有生产其他火炮，新中国兵工厂生产了先进的火箭炮240门、加农炮、榴弹炮623门。国民党兵工厂生产了枪炮弹上亿发，新中国兵工厂生产了枪弹15亿发、手榴弹2328万枚、各种炮弹1433万发。新中国最初三年弹药生产量超过原有生产能力几倍、几十倍，特别是大炮弹生产数量达到一千四百万发，数量惊人。对于中国兵器工业对抗美援朝战争所起的巨大作用，宣传太少，鲜为人知，在抗美援朝史中也很少提及。这是巨大的缺憾，对不起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兵器工业几十万职工。尽管新中国武器弹药生产比国民党增加了几倍、几十倍，但从来没有宣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队武器自给，陆军常用武器弹药，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因为当时还购买了大量苏联武器。   对一场大型战争需要多少武器弹药，应该有些常识，不要闹出笑话来。资中筠既不懂工业，又不懂历史，结果闹出了大笑话。她以为国民党兵工厂六年生产了步枪36万支、轻重机枪4.2万挺、迫击炮8,441门、掷弹筒91,098具、枪炮弹上亿颗，是什么了不起的成绩，孰不知比起新中国兵工厂，这只是个零头。不要说五机部所属中央兵工企业的生产量，就是比由各省领导的地方军工，也差得很远。地方军工生产各种枪械844万支、火炮10.2万门、火箭筒17.6万具、炮弹7337万发、枪弹126.6亿发。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才发现，中国是世界上除坦克车辆以外的常规兵器生产量最大，生产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国家。   资中筠不愧为文章的老手，她大搞以偏盖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在大赞国民党兵工后马上提到：“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以此全盘否定新中国兵器工业。谁都可以看出，这是赵尔陆就事论事，对某批冲锋枪产品质量问题的严厉批评，并非对新中国兵器工业的评价。1959年十年大庆阅兵式上，当由中国兵器工业制造59式主战坦克、130加农炮、152加农炮、100高射炮、履带式牵引车等重型武器装备驶过天安门广场时，全场欢呼声雷动。事后外国媒体惊呼：一个陆军大国在东方出现。要知道，59式主战坦克是仿制苏联最先进的T55A型主战坦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之一。新中国十年，中国兵器工业不仅支持了中国进行的一场几百万军队参加的现代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而且为中国军队完成了全面现代化换装。这个成绩是国民党领导的旧中国兵器工业望尘末及的。   旧中国“一穷二白”并非谎言，相反，我们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宣传太少，以致现在有人要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过去除了过度地宣传“两弹一星”和大庆油田以外，对其他工业、科技行业、部门几乎不宣传，国家也没有进行前三十年历史的研究，出版有关历史专著，发表有关文章。社会上对其他行业、部门取得的成就几乎一无所知，尤其是对国防工业、国防科技一直保密。比如对核潜艇，从1974制造出来到制造出二代、三代核潜艇，从来都没有报道，而中国最新的核潜艇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国内现在知道的一些情况，往往是出口转内销，从国外媒体报道中得来的。我们的历史书确实写的不好，空洞、抽象，缺少实质内容，让某些西化知识分子、政治右派钻了空子。我倒希望所有了解历史情况，对旧中国和新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来研究、讨论，看以往编写的历史有多少要肯定，有多少需要改写，以真实的历史充实新中国历史论著。   资中筠说：“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原子弹试验、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之类的‘辉煌’，但就是不敢提这些‘两弹一星’的设计者和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由美国政府培养出来的；而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由国民党政府培养的。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2年来，迄今算算，有出了哪一个‘大师’可以拿得出手来向世界人民炫耀？！   资中筠已经跑题了。不讲：“两弹一星”是中国政府组织数以万计的中国科技人员在被外国技术封锁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研制出来的，而讲“两弹一星”的设计者和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由美国政府培养出来的；中国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由国民党政府培养的。我们就对资中筠跑题的议论进行分析、反驳。第一，在“两弹一星”研制的科研队伍中,在部分重要科研单位、重点大学等的科技人员、学者中，是有一批从美国、苏联等国留学回来的科技人员、学者，他们人数不多，但却是科技、学术领军人物，对他们的作用，我们充分肯定。但是，中国五、六、七年代绝大部分科技人员、学者都没有留学的经历，也就是说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在中国工业发展中、科技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除“两弹一星”、部分重要科研单位、重点大学等以外的行业、部门、单位，几乎都是由中国自己培养的科技人员、学者在起关键作用。第二，去美国留学的人员不是由美国政府培养的，大师也不是由国民党政府培养的，而是大学、科研单位培养的。资中筠不是不懂其中的道理，她是有意要强调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政治意味非常强烈。第三，大师主要成长在民国的北洋政府时期，（1911年至1927年）当时是弱政府，思想、学术自由较多。而不是成长于国民党政府时期（1927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只会毁灭大师，不会培养大师。第四，留苏科技人员、学者与留美科技人员、学者同样优秀，没有必要隐瞒中国有大批留苏科技人员、学者的事实。第五，美国的大量科技人员、学者（包括众多的诺贝尔科技奖的获得者）是其他国家培养的。杨振宁、李振道是在中国上小学、中学、大学，能不能说是中国为美国培养的？美国大量的重点科研项目是外国科技人员参与完成的。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航天工程后面都有德国科学家的身影。苏联解体后，大批前苏联科技人员被招到美国，近三十年，在美国很多科技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华裔科技人员。第六，中国官方从来没有不敢提“两弹一星”的设计者等的留学美国、西方国家的经历。钱三强、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留学经历早在五十年代就人人皆知了。资中筠所说的中国官方“不敢提”部分科学家留学美国的经历，应拿出证据来，否则只能被认为是编造谎言。第七，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民主、自由的缺失，特别是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不断，共产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对社会科学、进步思想意识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应该承认。所以我们要把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但是新中国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确实出了很多“大师”。   资中筠说：“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来，中国科技的所谓有些‘创新’，大多数也都是花高价从国外买的技术或是从欧美盗窃人家的机密之后，再改头换面的模仿再造罢了！”   这完全是在胡说。第一，美国和西方国家最重要、最尖端的技术是从来不卖给中国的，给多少钱也不卖。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第二，用钱买技术是正当的。美国、苏联、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在崛起时都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中国这样做为什么要被指责？第三，仿制并不丢脸，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也搞仿制。第四，对于引进技术，首先要把它变成中国自己的技术，其次，还要进行改造、创新，使之成为更先进的技术。这需要中国科技人员做大量的工作。第五，中国大量先进技术不是引进的，而是自己创造的。还有一部分是中国科技人员通过公开的技术情报、资料、买进的产品，研制出来的。第六，存在从外国盗窃先进技术的事实。但这只占全部科技成果百分之一左右。在这方面，最厉害的是美国、前苏联、日本等国，中国水平不高，只能算小巫见大巫。第七，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是傻瓜，它们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厉害得很，对于中国盗窃技术进行严密防范，中国很难得手。资中筠根本就举不出事实来说明，中国技术创新的大多数是“花高价从国外买的技术或是从欧美盗窃人家的机密”。资中筠此说是对中国的诬陷。你尽管可以爱美国，但没有必要“逢中必反”。只有仇恨中国的中国人才会这样做。我之前写文批判资中筠的讲演：《国家是什么，爱国爱什么？》，我文章的题目是《因为中国专制，就可以不爱中国、背叛中国吗？》。我想资中筠应该好好想想了。我主张不爱中国，甚至要背叛中国的中国人，应该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资中筠的文章，有些是好的，但是有些则充满了偏见和诡辩。《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更正？》就是其中的一篇。旧中国的衰败是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的，新中国的成就也是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的。不要说现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中国，就是解放二十多年，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也是旧中国望尘末及的。中共、毛泽东在执政初期犯了很多严重错误，使中国走了弯路，但就是这样，新中国也远远超过旧中国。除了政治上站在反华反共立场上，带着变色眼镜的人都会承认这一事实。资中筠的观点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很难找到认同者。   资中筠说：“总之，我这人最恨说假话，所以编写本文时，心里始终不是个滋味。因为人们都有个共性，那就是都讨厌喜欢撒谎的人。如果发现有一个人好说假话，人们肯定躲他远远地，不想与其交往不说，而且对他说的话，即使是真话也要在心里给他打个折扣。对待一个说假话的人都这样，要是对待一个说假话的国家呢？说实话，我们老百姓没办法，特别是对说了假话还不认账、不改正的国家，我们老百姓就更没办法！”“指鹿为马，无中生有，黑白颠倒，胡说八道，如果只是某人的毛病，或许危害不大；倘若上升为一个国家，哎呀我的天妈，那危害性你尽可夸张，肯定是说多大它就有多大！所以，我要说，国家说假话何时能更正？我们老百姓可是从心里盼望早早能有这一天！都说科学的发展观好，但得有科学的历史观做基础，如果连科学历史观都不敢正视，那还科学发展个屁？！”   我对资中筠这两段话是同意的。不能说假话，对历史不能编造谎言，国家（中共和中共政府）尤其不能说假话，编造谎言。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中共已经公开承认了很多历史错误，比如：57年反右的改正、60年前后饿死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等。对此，西化知识分子、政治右派不应向广大公众隐瞒，好像中共从来不承认自己错误一样。对于中共的错误不应几倍、几十倍地夸大。比如说60年前后饿死几千万人，甚至上亿人。这个中共当然不能承认，因为实际饿死了几百万人。国家不能说假话，编造谎言，西化知识分子、政治右派也不能说假话，编造谎言。西化知识分子、政治右派说的假话，编造的谎言还少吗？资中筠在《这些“国家级谎言”何时能给予更正？》一文中，所指责的“国家级谎言”一条也站不住。   资中筠等一些西化知识分子总是指责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被共产党洗脑，没有自己独立思想，至今为奴。中国真的只有他们这些很少的知识分子，找到了真理，看清了事实真相，没有被共产党欺骗、蒙蔽。中国知识分子并非愚昧，无知，他们也有很强的思想个性。尽管中国还没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思想枷锁早已打开。在信息化的今天，广大知识分子可以接触到各种思想、信息，他们运用自己的认识、判断，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识。他们的大多数没有接受完全的西化思想意识。这使资中筠等一些西化知识分子非常失望。我们从资中筠等一些西化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的极端、片面，对是非曲直分析充满了诡辩，看事物想问题，唯美国马首是瞻，对西方思想意识极端崇拜，对其他思想意识极端排斥，可以得出结论，他们被西方思想意识洗脑了，已经没有了自己独立、自由的思想意识了。除了西化知识分子外，一些极端左派知识分子也有同样的毛病，他们思想保守，排斥民主、自由，固守中共、毛泽东以前的思想意识。   从政治右派编造苏共杀害1.47亿人说到十倍百倍地夸大历史事实 2015年2月21日 17:40   从政治右派编造苏共杀害1.47亿人 说到十倍百倍地夸大历史事实 王小宁   一些政治右派经常说假话，编造历史谎言。有些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更多的是夸大历史事实，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地夸大历史事实。共产党杀人、害死人是政治右派攻击、污蔑共产党经常使用的重点话题。在这方面无中生有，夸大历史事实的文章就太多了。   在海外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的网站《民国复兴运动之声》上，有一篇亚发的文章《政变考》。先不说其内容是否合乎道理，就是文章所说苏联共产党杀人之多，也显示出它的荒谬绝伦。      亚发说：苏联“列宁杀了3000万人，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共枪毙了6600万人。”“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导致饥荒，饿死5000多万人。” 按亚发所说的以上数字，相加为1.46亿人。查一些资料：苏联1926年人口1.47亿人、1941年人口1.8亿人。如果苏共真的杀害、饿死了1.4亿人，苏联人早就快死光了。苏联十月革命及以后的三年国内战争最多死了一、二十万人，绝不会是列宁杀了3000万人。斯大林搞大清洗，大约关押几百万人，杀害几十万人，绝不会是枪毙了6600万人。苏联出现饥荒，可能饿死一、二十万人，绝不会是饿死5000多万人。苏联从1926年人口1.47亿人到1941年人口1.8亿人，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增长了0.33亿人。苏联除了1941年至1945年反德国法西斯战争期间以外，历年人口都没有出现负增长。在反德国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被德军杀害和战场牺牲2000万至2700万人。苏联人口出现明显的负增长，从1941年1.8亿人到1946年1.67亿人，减少人口0.13万人。很显然，亚发所说是在胡编乱造，夸大事实，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地夸大事实。   苏联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非常惨痛的教训。杀害的主要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是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和党员、革命群众等。中共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错误，搞肃反杀了一些自己人。接受这一教训，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中共在执政后，基本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五十年代，国民党战犯没有杀，日本战犯没有杀，大汉奸没有杀，被定罪的中共高级干部饶漱石、潘汉年没有杀，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的非党的胡风也没有杀，右派没有杀。杀刘青山、张子善是因为他们是大贪污犯，不是政治犯。如果没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一条，文化大革命中不知要杀死多少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文革中有人提出要枪毙王光美，被毛泽东制止。文革后，审判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时，有人要求枪毙江青，据说一些中央领导人也同意，陈云站出来反对，说不能开这个先例。   我一再说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它避免了中共犯类似斯大林大清洗的错误。如果真杀了几十万共产党的干部，就很难被人民谅解了，甚至可以说，中共早就因此下台了。正是由于中共基本执行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解放以后，实际杀人（指政治犯）并不多。政治右派对中共杀人的言论很多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甚至是荒谬绝伦的。我对此写过多篇文章予以揭露。   我写过：《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是必要的—-读铁流的<成都镇压反革命亲历记>有感》。我在文章中指出：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虽然有严重的缺点错误，但是成绩是主要的，是正义的、正当的、必要的。当时有大量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武装叛乱，他们杀解放军、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有国民党留下的大量潜伏特务，他们进行破坏活动；有隐藏的罪大恶极，手上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上百万仍然在兴风作浪的土匪。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剿匪、镇反，包括杀少数首恶是必要的，否则政权将不保。剿匪、镇反杀人，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政治迫害致死，性质完全不同，不能放在一起讲。我还指出：当时毛泽东做指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这是毛泽东怕杀人过多，而不是杀人过少。毛泽东还指示：先杀万分之五，如果达到效果，就不要再杀了。说明毛泽东不是嗜杀成性的人。   我写过十二篇反驳杨继绳等人编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几千万的系列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如果真饿死了那么多人，至少几年内出生率将很低。但是，事实是三年困难时期一过就出现超高出生率,没有几年，中国人口就从六亿多增加到八亿多。杨继绳等人实际上是有选择使用历史档案、资料，其中还编造了明显的谎言。三年困难时期确实饿死很多人，饿死了七、八百万人，这是中共的很大、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将其夸大，夸大几倍、几十倍，（说饿死人最多的为一亿人）显然就是政治谎言。持政治右派观点的著名知识分子信力建在所写文章《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中说：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是5000-6000万。曹思源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的中央档案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杨继绳、曹思源很显然在说假话，编造政治谎言。根本就不存在饿死5000-6000万人的中央领导人参阅资料，也不存在解密中央档案饿死3756 万人。问题是这两个著名的公知为什么要公然说谎，欺骗民众呢？只有在没有有力证据、资料，无法说服民众时，才会使用这样下作的手段。   信力建在文中还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司徒雷登所说：旧中国每年饿死300万-700万人，显然是夸大了，应该是大灾之年一年饿死300万-700万人，不是大灾之年饿死人就没有那么多了。如此说来，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饿死七、八百万人，也不是从未有过的。有资料表明，民国37年中国饿死和因缺医少药而死的人数远超过4000万人。这是民国期间人口增长缓慢，人均寿命只有35岁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人口快速增长，人均寿命大幅提高30岁，达到65岁，说明杨继绳等人编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几千万人是政治谎言。目的就是要抹黑中共。   我写过《文革非正常死亡不超过100万人,而不是2000万人，或773万人》的文章。指出：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应为几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自杀，也有被迫害致死的，但没有枪毙一个中共中高级干部。文革中枪毙了一些政治犯，大约有几百上千人，不是13万人，被枪毙的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等，他们不是中共中高级干部，是普通民众，是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枪毙的。当然对他们枪毙也是完全错误的。文革后对这些政治犯大多数都平反了。文革是中共、毛泽东的很大、很严重的错误，伤人过深、过多，使很多人不能忘怀。对于文革，中共早就通过决议予以否定了。   政治右派说：肃反运动枪毙2.2万人。实际枪毙人很少，也许只有几十人。政治右派说：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实际上，1957反右派斗争打了55万右派，但没有因为右派问题枪毙一个人。以后是枪毙了一些右派，是因为他们以后又犯了或被认为犯了现行反革命罪、叛逃罪、杀人罪被枪毙的。全国枪毙的犯有现行反革命罪的右派也许只有几十人。   我还写过《1930年前后红一方面军肃“AB团”到底杀了多少人》、《1957年反右斗争一共抓了多少右派？》、《六四事件军队打死不超过300人》、《批驳曹长青等人“中共、毛泽东执政害死8000万人”的胡说》、《胡乱编造的毛泽东杀人的谎言》等多篇文章，揭露政治右派编造的中共杀人的政治谎言。   我还写过多篇反击对毛泽东、周恩来进行诬蔑的文章《毛泽东是功高过亦大的伟大的政治家，不是终日沉湎于女色的无道昏君——评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对评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文回复的答复》、《茅于轼对毛泽东、中共进行造谣诽谤、恶毒的攻击》、《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是无法抹黑的》、《编造谎言和恶毒攻击，无法改变历史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驳斥对周恩来的恶意污蔑—-评〈周恩来对大饥荒推波助澜卖粮食换黄金〉一文》等。中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错误，可以批判、评论，但绝不允许无中生有，夸大事实，造谣诽谤、恶意攻击、污辱。这样做是违法犯罪的。为什么不敢追究这类人的刑事责任？   少数政治右派惯于编造历史谎言。而有些西化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不属于政治右派，他们是偏右的政治中派。他们与政治右派的区别在于他们虽然反共、反毛，并不认同“打倒中共”。）则主张讲真话、不讲假话，反对编造历史谎言。他们这样说是针对中共的，不是针对政治右派的。他们并不要求政治右派讲真话、不讲假话，不编造历史谎言。从来没有一个西化知识分子站出来批评某些政治右派讲了假话，编造了历史谎言。为什么西化知识分子对政治右派说假话、编造历史的行为进行包容，甚至辩解，明明知道在说谎，仍然到处传播呢？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抹黑中共，才能搞乱民众的认知，才能把国家搞得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在中国实现民主和使中共垮台的最终目标。   政治右派讲假话，编造历史谎言造成自身政治声誉严重损害。政治右派往往不重视自己的政治声誉，他们早就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我边缘化了，没有什么支持者。他们根本不寄希望能够在全民大选中获得多少选票，要政治声誉有什么用？政治右派就是要把中国搞乱、搞垮，搞得四分五裂，搞成美国的附属国，由他们来当美国统治中国的代表。西化知识分子没有政治右派那么幼稚，他们知道打倒中共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幻想。他们确实是在进行政治斗争、政治宣传。西化知识分子很重视自己的政治声誉，他们知道有了政治声誉才能影响民众。因此，他们很少讲过头的话，讲刺激现今中共领导人的话，有时还表现出对现今中共领导人的赞扬和拥护。他们较少讲假话，编造历史谎言，但是并不是不讲假话，不编造历史谎言，只是做得比较隐蔽而已。政治右派在中国已经影响很小了，他们不可怕，而某些西化知识分子的影响则不可忽视。   对西化知识分子不能一概否定，要看说什么，要有一个对错是非标准。我一直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普世价值、宪政等都没有错。现在有些是该批的不批，不该批的乱批。比如，批贺卫方、新公民运动诸君、郭玉闪、张千帆、张维迎、徐友渔、孙立平、刘军宁、陈丹青、任志强、孙海英等人很多是站不住脚的。应该允许有政治异议。   在中共主流媒体上甚至看不到对抹黑中共、毛泽东，对编造历史谎言的文章、言论进行反击的文章。大量文章都是空对空，放空炮。比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在党报上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却不发表一篇批驳抹黑中共、毛泽东，编造历史谎言的文章，中共党史单位和人员从来不对大量伪造中共的档案、资料的事情进行澄清、证伪。结果是民间在战斗，批李志绥、茅于轼、铁流、辛子陵、杨继绳、资中筠、鲍彤等人的错误言论，(对他们的正确言论应该肯定)都来自民间。这些难道不是极为奇怪的事情吗？       【批毛專集】(六十五)专访张灵甫遗孀王玉龄;李宇晖:拔毛仍任重道远!程映虹:有原子弹为何怕谈价值观?辰刀:愚昧的张玉凤一家;严家祺:中国面对6条走不通的路;叶永烈:重新评价毛为期不远;老庚:毛与希特勒之比较;张戎: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国高官的红色电话;査建国:王小宁王希哲反对丑化毛为己任;王小宁评资中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