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70周年祭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dir="ltr"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small;">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孝，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一         重慶談判落幕70年了。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慶談判那樣，閃耀著那麼令人眩目的戲劇性光環，喚起過那麼巨大的希望，又終如一首即興敘事曲轉瞬即逝，徒然留下難以言表的歷史懸問，藏匿在無數塵封檔案後面的無法復位的記憶，以及至今無人真正述及的歷史啟示。         重慶談判也許是傳統中國最後一次以戰爭解決政治爭端的替代方式，是現代中國第一次具有顯豁的國際背景和公眾輿情參予的試圖以民意制衡黨爭、以理性駕馭武力而終歸失敗的歷史性嘗試。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慶談判那樣，閃耀著那麼令人眩目的戲劇性光環，喚起過那麼巨大的希望，又終如一首即興敘事曲轉瞬即逝，徒然留下難以言表的歷史懸問，藏匿在無數塵封檔案後面的無法復位的記憶，以及至今無人真正述及的時代啟示。         歷經70年蒼黃翻覆的今代國人驀然發現，那場遙遠的談判，那些早已作古的主角們並未如煙而去，那些揮手、微笑、合影、握別，那些稱兄道弟、信誓旦旦、白紙黑字，那些智謀的交鋒、口舌的較量、文本的爭執、主義的堅守，那些對中國道路和中國命運的分歧和承諾，都如在昨日，如在目前，活脫脫一場從未閉幕的東方歷史悲喜劇。         這幕風雲際會、撲朔迷離的歷史劇不僅彙聚了國共兩黨漫長而復雜的恩怨是非，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狂喜、疲憊、困惑，國共走向“民主建國”還是內戰的密雲，而且摻雜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甫定而“冷戰”鐵幕正在降下之際陰郁不祥的氛圍。猶如一個幽靈，重慶談判自始至終充滿懸念和疑竇，我們至今也未曾一窺它那或凸顯或凹陷的堂奧，未曾一睹它那令人神往而又迷茫的面具，以及那些遙遠而強大的異域演員，怎樣穿越時空，在重慶談判這場典型的東風戲劇中，投下他們斜長的身影。                                                                                    二          1844年，俄國和美國都尚需二十年才將廢除農奴制，法國史學家夏爾·托克維爾就預言道：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俄國人和美國人，他們的起點不同，道路各異，卻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美國人的征服是用勞動者的犁進行的，而俄國人的征服則是靠士兵的劍。         1920年，馬克思、恩格斯發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72年後，俄國布爾什維克預期的歐洲革命轉入渺茫後，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警告道：“如果歐美工人的反資本鬥爭不把被壓迫的千百萬‘殖民地’奴隸最緊密地全部團結起來，那麼先進國家的革命運動事實上只不過是一場騙局。”以莫斯科為總部的第三國際的“全部策略”是，“使各民族和各國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為共同進行革命鬥爭、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而連為一體。”兩個月後，共產國際在巴庫召開“東方各民族大會”，發出了對二十世紀人類具有非同尋常影響的世紀性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1922年1月，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同時應邀派員出席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列寧抱病接見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中共代表張國燾，發出他那蓄謀已久的“東方之問”：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         在此之前，蘇俄政府先後發表《加拉罕宣言》和《越飛宣言》，兩度申明廢除沙俄與滿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歸還根據這些條約掠取的全部中國領土。對西方正感失望的孫中山作出了熱切的回應，他稱列寧“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俄國革命誠足為吾黨借鑒之資；亦當引為吾國互助之友。蓋以言主義，則彼此均能吻合；以言國情，則彼此有若弟兄”，“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中國同俄國革命都是走一條路。所以中國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系，實在是一家人”，“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          於是，有“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有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北伐戰爭，也因“親俄”與“反蘇”而有國共十年內戰，又因同樣的緣故加上日本入侵而有“第二次國共合作”。於是，中國成為蘇俄實現其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於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和歷史哲學，一套完整的綱領、方針、路線、策略被作為改造中國並賦予中國以某種新世界意義的使命，而為一部分中國人真誠熱情地所接受所遵奉。         如果說俄國革命對中國的巨大影響是二十世紀全球地緣政治的一個顯例，那末，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在同一時空按照與俄國迥然不同的另一種世界理論對中國施加的影響，同樣令人印像深刻。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意大利思想家羅利亞等歐洲人都曾對“新大陸”的發現和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寄於莫大希望，他們幾乎以艷羨的口吻稱頌說，“歐洲枉費了好幾個世紀的功夫去尋找一把揭開歷史之謎的鑰匙，原來這把鑰匙在美國，這個沒有歷史的國家卻光輝地揭示了世界史的進程”。         美國締造者們更有一種幾乎與生俱來的使命意識。美國作為一個充滿挑戰和奇跡的烏托邦、一個代表人類自由本性和文明前途的神話，一開始就肩負著某種天啟使命。美國早期政治領袖和思想精英深信一種“命定擴張論”（Manifest Destiny），他們預言，世界的未來受托在美洲，美國將成為希腊、羅馬、西班牙、英吉利之後世界權力的繼承者，美國擁有“使世界重新開始的力量”。傑弗遜和林肯的摯友威謙·吉爾平用極具像征意義的詩體            語言道出美國的“天命”：         美國人民不可推讓的命運是征服大陸。……在人類事務中建立新的秩序，使老朽的民族獲得新生，驚醒萬年的沉睡，把新文明傳授給古老的民族，使停滯不前的歷史重新啟動，用和平的征服來書寫歷史，在人類身上加上自由的新榮耀，把全世界團結在一個大家庭中，瓦解專制而頌揚慈愛，把幸福之光灑滿全世界！         在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托馬斯·潘恩、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美國國家精神塑造者們看來，革命是天底下最神聖的事件之一，應由道德高尚的公民來領導，保持最低限度的混亂，其宗旨在於保障個人自由和財產權利，促使人性和文明按照上帝希望的方向發展。         在美國看來，俄國革命是一場空前的邪惡和災難，其恐怖在野蠻和毀滅生命與財產方面遠遠超過法國大革命，是一口沸騰著的專制與暴力的大鍋爐，想像不出還有比降臨到俄國頭上更可怕的災難，1917年後的共產主義不同於所有先前的激進主義，因為它是以莫斯科為牢固基地的世界恐怖的一部分，布爾什維克革命對美國價值觀形成直接的挑戰，布爾什維主義是一顆炸彈，莫斯科政體在一切方面都是對美國的否定。歸根到底，蘇俄的“偉大理想”乃是美國的“天定命運”不共戴天的完全對立物和絕對否定關系，從伍德羅·威爾遜開始，歷屆美國總統都把蘇俄共產主義看成對人類自由的最大威脅，是最大的“非美因素”（un-American），都把在全球範圍內與後者的較量看作實現美國“使命”的大決戰。         1899年11月11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首次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次年又提出“中國完整”原則，開始形成與歐洲列強征服擴張的權力秩序和均勢外交大不一樣的對華思維。1919年，威爾遜在凡爾賽和會所提“十四點綱要”以及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凱洛格公約》不僅首次將美國的“天定命運”與一種新的國際構想聯系起來，而且開始標榜和推行一種與蘇俄截然不同的世界目標，其核心是按照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原則建構一個基於個人自由權利與法制、民族自決、自由貿易、多邊合作與集體安全的國際公民社會。而中國正好是嘗試建立這種國際秩序最大最適宜的試驗地，並且很可能是這一國際秩序的重心所在。                                        三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一個誰都始料未及的客觀結果是大大強化了蘇俄和美國對中國的滲透和爭奪。與邪惡、野蠻、令人厭惡而醜陋低劣的日本侵略說辭相比，蘇俄的“偉大理想”與美國的“天定命運”雖然還沒有為“苦撐待變”的中國洞悉，但形式上，美蘇是中國的戰時盟邦，是中國渴求的國際援助方，中國最迫切的使命是避免被日本征服，幾乎無暇辨別兩大“盟友”的世界性意圖。中國確實獲得過這兩個截然相反的國家的救援，同時也承受了因罔顧他們本來面貌而為之付出的高額代價。         重慶談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際，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需要得到申張和保障，卻因為蘇美兩國對中國難以抵御的干預而讓中國抗戰成就全部付諸東流的雲詭波譎、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事件。         1945年8月，歐洲戰火停熄100天後，東亞迅速成為世界歷史的中心舞台。          8月6日早晨8點15分，美國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月7日深夜，斯大林緊急召見美國駐蘇大使哈裡曼，宣稱蘇聯即刻對日開戰；24小時後，由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和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指揮的150萬蘇聯遠東軍入侵中國東北，對即將無條件投降的日本關東軍發動全線進攻；8月9日，第二顆原子彈投向長崎；次日凌晨2時，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在皇宮地下室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中午，日本委托瑞士照會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4日，政府正式簽署投降文件，鈴木內閣總辭；當晚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切腹自殺；日本軍方最高位階將領杉山元和畑俊六聯合發布命令，要求海內外所有日軍“奉詔唯謹”；8月15日中午12時，日本天皇裕仁親自向全日本和全世界發布“終戰詔書”。          1945年8月14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兩小時後，蔣介石通過《中央日報》致電毛澤東：萬急，延安毛澤東先生勛鑒：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蔣中正          就在頭一天，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講話，告誡說，“國民黨怎麼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蔣介石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家伙。…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蔣介石則要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他要拿刀，我們也拿刀；他要磨刀，我們也磨刀。…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毛澤東的講話立即發往莫斯科，獲得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人保持了應有的政治清醒。8月16日，毛澤東冷冷地回了一電：重慶蔣委員長勛鑒：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毛澤東未銑          同時，中共中央通告黨內，蔣介石“請毛往渝，完全是欺騙”。          8月20日，蔣介石再次公開電邀毛澤東：延安毛澤東先生勛鑒：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朱總司令電稱一節，似於現在受降程序未盡明了。查此次受降辦法，系由盟軍總部所規定，分行各戰區，均予依照辦理，中國戰區亦然，自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朱總司令對於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事關對內妨礙猶小，今於盟軍所已規定者亦倡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於何地。朱總司令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只有嚴守紀律，恪遵軍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磋砣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會，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蔣中正哿          自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開始走向第二次合作，“不容再有箕豆之爭”；1937年清明節，兩黨同祭黃帝陵，毛澤東特地做辭曰：“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盧溝橋事變翌日，毛澤東甚至呼吁“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兄弟般的團結起來”。兩黨曾在莫斯科、南京、上海、廬山、武漢、西安多次會晤商談，但蔣介石、毛澤東兩位最高領導人卻始終動如參商，南轅北轍。揆諸美英蘇三國元首，其成見和分歧遠遠超過黨派、階級，卻多次直接會面，可見國共兩黨不僅積怨遠未化解，且彼此都缺乏真正的信任，缺乏締造現代國家必須具有的政治信念、思維和風範，也暴露出中國仍然深深地陷滯在傳統社會的古舊格局，難於自拔。但無論如何，國共兩黨畢竟都是中國人，終不至於是永遠不共戴天的寇仇。          1942年1月3日，在蘇聯“養病”三年之久的原八路軍115師師長林彪突然飛抵西安，受到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的盛情款待。這位平型關大捷的英雄發表了一番“新言論”，讓國民黨袞袞諸公刮目相看：“我們只要求得抗戰勝利，不再內戰，而采取各國新機器與技師，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義國家，則不出數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躍為獨立國，且可成為世界上頭等強國。”         林彪告誡道，如果國共兩黨“磨擦”、“衝突”，則不僅不能使國力迅速增長，而且必然造成內戰重現，“一旦內戰，則必將演為持久戰。試想前度國民黨反共時，共產黨無軍隊無領袖無經驗，而尚能揭竿而起演成十年之大內戰而不決，今則擁有雄師七十萬，有能干之黨首，有豐富之經驗，如重開內戰，其戰禍之烈可想而知。且共軍萬一內戰，其時必能獲外國軍火援助，則中原鹿死誰手未可料也！”         此時，蘇軍正在北起波羅的海南至黑海的漫長戰線上與德軍苦戰，斯大林格勒會戰的轉機遠為出現，而珍珠港事件剛剛發生五十天，美國和蘇聯都有處於最困苦的時期，它們幾乎同時認為，中國拖住日本乃是天底下最迫切的事情，國共的合作不容任何損害。          同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為紀念抗戰五周年宣言》，公開表示，“願盡力與國民黨當局商討解決國共兩黨之爭論，商討爭到抗戰最後勝利及建設戰後新中國的一切有關問題。”毛澤東並電示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董必武，“要求見蔣”。         毛澤東鑒於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蘇訂立同盟條約”，“勢必影響中國政治前途，國共兩黨勢必要做長期合作打算”，決定“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系加以改善，即是極大利益”。         從1942年10月7日到翌年6月28日近九個月間，林彪以毛澤東特使身份飛抵重慶，或由周恩來陪同、或單獨“晉謁”蔣介石。          10月13日，林彪在周恩來陪同下晤見蔣介石。特別轉達毛澤東的話，希望國共兩黨今後“應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稱“此三句口號已成為中共普通成熟之思想，見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為政治上全黨所一致遵從之行動，誰也不能動搖。因此，就中共言，不僅現在決不采取違反此種思想之畸型政策，即到將來亦必如此；不僅現在要擁護委座，即到將來，亦必擁護”。林彪再次轉述毛澤東的意見，“過去外面傳說國共分歧之所在，不外主義與黨的問題。但此諸皆可趨於一致。即如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實具有共同之理想，所謂‘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即此兩主義根本一致之觀點。我黨名稱雖為共產黨，實際即為救國之黨，過去所制定之所謂十大綱領，三大綱領，語其要旨，不外救民族之獨立，民權之平等，與民生之自由。…將來國共兩黨也許可以合而為一。”作為黃埔學生，林彪還以“直道”相告其“校長”，“中國社會之特點，決不容國內再發生戰爭，對於國內黨派問題，亦不是用兵所能解決。……總之，無論就中國社會、地理、經濟與軍事各方面而論，皆希望中國從此能統一團結，而不可發生內戰”。         12月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林彪，稱贊蔣介石是“全面人才”，確認“國民黨大有希望。現在應實行七分資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義，議會制的民權主義，至於社會主義諸條件具備後再實行。在中國，社會主義不會在英美德日之前，只會在他們之後，況且共產黨人相信三民主義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同時，毛又致函蔣介石本人：“前承寵召，適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晉謁，嗣後如有垂詢，敬乞隨時示知，自當趨轅聆教。”          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6月26日，中共中央與之呼應，表示接受提議。1944年2月8日，毛澤東致電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預言戰後蘇、美、英合作的情況不會改變，“必然促使中國走向和平與統一，故必須事先有所准備，並影響各方，爭取有利之前途。觀察今年國際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我黨擁蔣抗戰與擁蔣建國兩項方針，始終不變”。          歷史的演變、實力的消長、形勢的發展始終規約著國共兩黨關系，決定著雙方對抗或合作的方式和目標。         1944年日本調集50多萬軍隊，對中國正面戰場發動了長達10個月的戰略性進攻“一號作戰”，國民黨軍隊遭到抗戰以來前所未有的重創，與盟軍諾曼底登陸、蘇聯戰場以及馬裡亞納群島的勝局形成嚴酷對照，致使美英盟邦以前所未有的悲觀態度看待中國，致使要求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呼聲大幅提高，並且決定性地改變了國共兩黨兩軍的關系和前途。毛澤東從此徹底打消了“見蔣”的念頭。           8月22日，毛澤東再次冷冷地回了一電：重慶蔣委員長勛鑒：從中央社新聞電中，得讀先生復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希予接洽，為懇。毛澤東未養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電文，都由報刊、廣播公諸於世，毛澤東復電也公諸於眾，各界人士極為關注，紛紛投書致電，為國共領袖共商國是獻策進言。         8月22日，重慶《大公報》發表《讀蔣主席再致延安電》社論，感嘆“天憐中國，使日本投降，給我們國家保留了無限的元氣，給我們國家賜予了建設的資本。我們是中國國民，我們對抗戰如此圓滿勝利，實在萬分感激，太可珍愛了，我們若使之有分毫的減損，或者蹉跎辜負了，我們這輩中國人的罪孽可就太大了！……在勝利的歡欣中，人人都在懸注延安的態度。目前得見蔣主席致毛先生的寒電，大家為之興奮，希望能由此啟開政治解決之門。現在又讀到蔣主席致毛先生的哿電，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氣，真使人感慨，又興奮”。          同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蔣介石先生哿電書後》社論，指出：“中國需要團結，但是，要團結先要民主。我們提出了真誠促成團結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這些辦法只是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人民的極起碼的要求。”該報質問道：“世界上還有哪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還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哪一個國家還需要承認執政黨以外的黨派合法存在？這樣才能真正的談到團結統一，民主建設，這樣才能真正的救人民於水火，而招致到一片真正的‘祥和之氣’。”該社論最後“附帶上一句我們的忠告：內戰的火不是好玩的！”         同日，重慶《新華日報》又發表《我們的抗議》社論，對“中央社”所譯美國《紐約時報》17日社論《中國共產黨》予以詳細反駁，對所謂“蔣主席邀請中國共產黨領袖赴渝共商國是，……自中國共產黨過去情形視之，此次或將拒絕，彼等並不願參加合作”尤為憤怒。該社論強調，“中國共產黨曾一再向世界宣告：我們反對一黨專政，決不自己再來一黨專政。我們所要的是全國各黨派各階級的民主聯合政府，而絕非其他”。         8月24日，胡適之托人“代為發出”一信，“勸告毛澤東君”，自稱“此是閑人偶爾好事”，文曰：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准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銷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傑福生十余年和平奮鬥，其手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不小忍而自致毀滅。以上為與董君所談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為轉告，用供考慮。胡適，八月廿四日。          8月25日，褚輔成在重慶《大公報》致電蔣介石，自稱“病中閱報載鈞座與毛澤東往還電文及朱德發來銑文，無任憂惶”。7月初，褚輔成曾與黃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等六位參政員往訪延安，“攜回中共建議五款，面呈察奪”。褚深知國共對立之深，對蔣介石三電邀請不以為然：“今鈞座雖以和平寬大為懷，再電毛澤東勸駕，竊恐未必肯來。”8月23日，蔣介石三電毛澤東：延安毛澤東先生勛鑒：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得賴之。茲已准備飛機迎迓，特再電速駕！蔣中正梗                                                                                       四         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做出兩項決斷，一是發布《告全國同胞書》，提出“使民生主義的政策與計劃在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得以貫徹實施”，“尤重於農民與工人的負擔之滅輕，使其生活得以改善；同時強調，“民主憲政不容再緩。國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實現理想的最要關鍵，還政於民”，承諾立即通過立法，“保障人民自由，切實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決定剋期取消新聞檢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論的自由；並將制定公布政治結社法，使人民有結社的自由。務使各政黨皆有共同的軌轍和合法的地位。”如此，“民主政治始能追溯英美以樹立五權憲法的典型。總之，我們要實現民主政治，應以法治為憲政的基礎，以憲政為民權的保障”。蔣最後呼籲，“完成國家的統一，惟一的前提，是要我全國軍隊國家化。在我國家領土之內，不可有私人的軍隊，亦不再有任何一黨軍隊；惟有軍隊不受個人私利一黨私見支配，而後國家的統一，乃有真正確實的基礎。我今日代表政府特別負責聲明，凡受國家編組和恪遵軍令的軍隊，其待遇必一視同仁，決不有所歧視；而且中國國民黨二十年來之軍隊黨部，今已完全撤銷，以樹軍隊國家化的先聲。我們希望全國同胞，認定軍令政令的統一，為國家存亡所系的命脈。”         蔣氏戰後第一天所提三點，立即獲得國內外普遍好評、擁護，但在延安中共眼裡，這三點正是蔣“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明證。”第一點是“釜底抽薪，與共產黨爭奪工農”，第二點是“維護國民黨一黨政權”，第三點是“繳共產黨的槍”。這意味蔣很快會挑起內戰。          同時，蔣想讓美國理解，國民政府並非拒絕“民主”和憲政的一黨專制，也讓蘇聯明白，統一是中國戰後的民族和國家使命，斯大林應該遵守同日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不得支持中共擁兵自重，分裂中國。                                                                                                                      五         無論蔣出於何種目的，他在1945年8月14日，公開電邀毛澤東，都是建立在《告全國同胞書》三點國策和同日與蘇聯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兩項最重要內外文本基礎上。蔣採取的戰後內外方針，是他作為抗戰統帥和建國領袖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但是，歷史表明斯大林、杜魯門和毛澤東正在達成一種奇怪的合作聯盟，最終挫敗了蔣的努力，並促使中國江山異手，為中國、東亞和世界埋下空前禍根，直到今天。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當天，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署了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核心條款是，蘇聯保證“給予中國以道義與軍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給予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同時承諾在日本投降三個月內，蘇軍把東北全部土地、資源和軍事物質交還國民政府。作為回報，國民政府承諾，“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證實其（獨立）願望，，中國政府將承認外蒙古的獨立”。該條約意味著，如果蘇聯說話算數，那麼蘇聯應當不支持中共反對國民政府，並協助中國政府重新控制日本投降前所佔據的東北全境。該條約立即獲得中國官方和報界的支持，美國國務院評論說，該條約“在中蘇關係上邁出決定性一步。”          然而，這是一口陷阱。只有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發出了警告：蘇聯政府承諾不干涉中國內政，其目的是消除人們對中共可能借助蘇聯贏得必然到來的內戰的擔心。事實上，斯大林正加緊對中國東北的佔領和控制，一旦時機成熟，就會據此支持中共在中國最具戰略地位的東北建立政權並作為推翻國民政府的基地。                                                                                     六         斯大林在基本控制中、東歐諸國同時，最重要的戰略考慮是戰後中國的選擇。雖然只有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能夠抵禦日本從而牽制日本在蘇聯東部的軍事進攻，但國民政府的國際援助主要是美國，而蘇聯只是名義上的盟國。斯大林肯定心知肚明，中國人沒有忘記，1941年4月的《蘇日中立條約》，差點導致中國和蘇聯斷交。1945年的《雅爾塔秘密協議》激起中國各界罕有的憤怒和抗議，——中國將來會清算斯大林這兩次一次比一次更嚴重更險惡的圖謀。更重要的是，斯大林還明白，蔣介石的死敵中共一直聽從莫斯科的指令，——這一點也將被清算。雖然蔣介石1943年在重慶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中國主義，引起美國的困惑和擔憂，但羅斯福很清楚，蔣氏這本書的“理論鋒芒”是延安共產黨人和他們的莫斯科後台。最重要的是，如果戰後中國繼續由蔣介石領導，中國就不可避免的成為美國在太平洋西岸的最大夥伴，加上美國對日本的佔領和改造，那麼整個東方將落在美國手裡，蘇聯在歐洲的勝利簡直微不足道。          從1943年11月開羅會議開始，美國戰時重要人士羅斯福、華萊士、威爾基、馬歇爾、赫爾利、史迪威、拉鐵摩爾、魏德邁、高思等人就一直公開斡旋和調解國共之爭。         1945年4月15日起，斯大林從到訪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身上著手，開始營造一個極富遠見的假像：中共共產黨人只是“土地改革者”，他們根本不是合格的共產主義者，意即莫斯科並不相信中共，不會支持毛澤東取代蔣介石。斯大林聲稱，同意赫爾利的觀點，在中國建立一個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獨立、自由、團結、民主的政府，蘇聯願意敦促中共在中國武裝力量的統一上進行合作。5月28日，斯大林對杜魯門總統的特使霍普金斯說，蘇聯將“盡最大努力，幫助中國在蔣介石領導下實現統一”，因為，“還沒有一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有能力完成這一任務”。斯大林還聲稱，蘇聯同意美國繼續奉行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承認美國是戰後唯一能給中國經濟援助的國家。         對斯大林的深謀遠慮持冷靜看法的是美國在莫斯科的代辦凱南。他告誡說，諾言對蘇聯人和對美國的意義並不一樣，他提醒華盛頓：對於蘇聯對美國在中國要達到的長期目標所表示的理解和贊同，“決不能過於信賴”。美國駐蘇大使哈裡曼也告誡國務院，如果蘇聯實際佔據中國東北時，中國的內部統一還沒有實現，斯大林就可能趁機在滿洲（東北）繼而在華北建立起中國共產黨政權。         美國政府通過赫爾利傳達給蔣介石的建議是，他只有早日取得軍事和政治上的統一，這不僅是勝利結束對日戰爭，而且也是實現國民黨政府“抗戰建國綱領”的基礎，也才能使中蘇之間建立一種“互相尊重和永久友好”的關係，——即妨止蘇聯統治中國，中國繼續保持自由和親西方的立場。這是戰後直到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美國當局對蔣介石作出的最懷好意的規勸。        事實上，斯大林的策略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但是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建立一個蘇聯式的政權。——這是比斯大林在歐洲的全部戰爭紅利都值得實現的目標。         在蘇聯軍隊實際佔據東北後，斯大林的想法迅速發生改變，——他的真實想法立即付諸實施。                                                                                  七         從1944年9月開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多次來往於重慶、延安兩地，試圖在從斯大林那裡獲得的承諾，干預中國戰後政局。直到1945年12月15日和次年12月18日杜魯門總統兩次“對華聲明”，以及馬歇爾出任駐中國特使、司徒雷登擔任駐華大使，美國戰後負責中國事務的政要和外交官，基本都接受了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的定義：中國共產黨是“人造黃油式共產黨人”，是土地革命者，民族主義者。美國戰後當局對華政策則建立在幾個原則上，一，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同時敦促國民政府向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做出讓步，並以此作為向中國政府提供財政和軍事援助的條件；二，中國共產黨人的表白是真誠的，他們的政治訴求與蘇聯的共產主義目標無關，他們真地希望中國實現民主，特別願意跟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三，贊成中國以和平方式解決政治分歧，如果中國爆發內戰，美國不會“輕易向蔣介石政權提供支持”，無論內戰持續多久，均不進行干涉。無論蔣介石如何向美國政府說明，“共產黨從來沒有誠意與國民政府合作。因為有蘇聯的支持，他們的目的是推翻國民政府，建立一個正在席卷東歐的那種極權主義國家”，美國政府的三個基點都沒有改變：蔣介石集團必須放棄以武力統一中國的企圖；中共應當充當一個立憲當角色，而非一個旨在用暴力強行推翻現政權的武裝集團的角色；蘇聯必須恪守其反復聲明的決不渾水摸魚的諾言。         美國對華政策的這三個基點，沒有一個是穩固和真實的，其中第三點，即斯大林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諾，最不可靠，——它才是中國戰後國共兩黨逐鹿中原的真正推手。                                                                                              八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後24小時內，蔣介石完成的三件事務，除《告全國同胞書》外，《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邀請毛澤東赴渝“共商國事”，根本上都沒有脫離斯大林對華戰略的範疇。美國被蒙騙或天真地相信，蔣介石主動顯示善意，既可軟化甚至感化中共，更可利用戰後國民黨的優勢地位和廣泛民意，防止蘇聯假手中共統治中國的圖謀。         重慶朝野所造公開輿論，固然對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壓力，但真正促使毛澤東動身赴渝的力量，卻來自遙遠的莫斯科。         同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電告延安中共中央，“你黨應維持國內和平，中國不能再打內戰了，若再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數小時後，斯大林徑直致電毛澤東，稱“世界要和平，中國也要和平。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是，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由誰承擔？”斯大林最後要求毛澤東“立即到重慶同蔣會談，你的安全由美、蘇兩家負責”。         完全可以推測，斯大林在獲悉蔣介石電文後，經過認真權衡，作出毛澤東必須前往重慶的決定。70年後，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這個決定，確實匠心獨具，超出了重慶、延安和華盛頓的政治水準。          如果毛澤東執意拒絕，將產生如下後果：一，中共在民族心理上，立即陷入拒絕和平、民主、團結的孤立狀態；二，蘇聯軍隊剛剛進入東北，立足未穩，東北和全中國人民可能掀起要求蘇軍立即撤走的抗議運動，蘇聯在遠東的所有目標都面臨被抵制的局面；三，促使美國政府全面轉向蔣介石，美國國內反蘇反共勢力將取得空前主動。斯大林符合邏輯的決定只有一個，命令毛澤東馬上到重慶，與蔣介石虛與委蛇，同時在蘇軍支持下，共產黨軍隊迅速進入東北。這就是毛澤東180度轉圜並在重慶一住43天之久的原因。         至此，蔣介石第三次發出邀請、毛澤東突然接受，兩人在重慶的聚首以及所有的談判，採訪，各種花絮及最後簽字，都是已在莫斯科做出決定後“無可無不可”的演戲。                                                                                          九         雖然此後在重慶上演大戲的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和他們的助手，以及美國大使赫爾利真正的導演、編劇在莫斯科和華盛頓，但是重慶談判依然立即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赫爾利指出：“毛氏出人意料的接受邀請而到重慶，可能部分地由於1945年8月14日由中蘇條約的宣告所促成，該條約保證蘇聯援助作為中國唯一的政府的國民政府。”——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斯大林的通盤戰略。         8月24日，毛澤東復電蔣介石：特急，重慶蔣介石先生勛鑒：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候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准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毛澤東敬         8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稱：“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這份通知認為，“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該通知最後告誡說，“但是你們絕對不要依靠談判，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發善心，它是不會發善心的”。         同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魏德邁將軍，希望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乘美國軍用專機赴延安，陪同中共和談代表團往重慶。赫爾利欣然接受要求。8月27日，同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乘專機飛往延安迎接中共和談代表。行前，赫爾利發表了公開聲明：         余現赴延安，曾獲蔣主席同意與充分贊許，以及應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之邀請，余將陪同毛氏及其隨員來渝。余現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斷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協助國民政府消除內爭之可能性。在此一爭論上衝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終能獲得雙方之尊重與信賴，此實為吾人感覺愉快之來源。         當天，國民政府公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示天下：莫斯科站在重慶一邊，毛澤東除了歸順外，別無出路。重慶談判還是像模像樣地開場。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澤東與赫爾利、張治中、周恩來、王若飛同機飛抵重慶九龍坡機場。前往歡迎者有蔣介石代表周至柔、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及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黃炎培、冷御秋、譚平山、郭沫若等人和中外記者。毛澤東發表了書面談話：本人此次來渝，系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志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                                                                                    十         大公報以《毛澤東先生來了》為題發表社論，以孩童般的喜悅歡呼道：“近來國家的喜事接二連三的來，真是令人喜不自禁。日本投降，抗戰勝利，是一喜；中蘇訂約，結為盟好，是一喜；毛澤東先生翩然到渝，又是一喜。……豈不是國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我們謹以勝利中國言論界一分子的資格，敬表一些高興與慶慰之忱。”這份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和“文人問政”自命的中國自由主義報紙以史家兼詩人的筆調寫道：“說來有趣，中國傳統的小說、戲劇，內容演述無窮無盡的離合悲歡，最後結果一定是一幕大團圓。以悲劇始，以喜劇終。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的闊別，經長期內爭，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於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的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所最嗜好的！”        《新民報》素來標榜“民間方向”、“作育新民”。在國共內爭年代，又提出“中間偏左，遇礁即避”方針。8月29日，該報認為，“毛先生是不會隨便來重慶的，現在來了，當已有一個可以進行談判的基礎。站在國民的立場看，假如這次的商談再無結果，那是兩黨共同的失敗，國民決不會特別原諒哪一方，更不會贊許哪一個政黨從這種失敗中取利的”。           同日《新蜀報》發表《力爭和平，爭取民主》社論，以虔誠的文辭寫道：“我們中國人民，要感謝赫爾利先生不辭勞瘁和麻煩，躬親到延安去勸駕。當我們得到毛先生決定到來，而且在昨天已經到渝，國事將大有可為，內戰將消於無形，民主將得以實現。我們這裡誠懇希望，為國家的永存，為三民主義的實現，也為人民的和平與自由，深盼大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大公報》記下了幾個歷史素描：“毛澤東先生，五十二歲，灰色草帽，灰蘭色的中山服，蓄發，似乎與慣常見過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寬大得很，這個在九年前經過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戰首都的土地了。……赫爾利欲與毛澤東周恩來並肩相立，撫著八字銀須說：這兒是好萊塢！……毛、張、赫、周四個人坐了美大使館2819號汽車去張公館小憩，蔣主席特別撥出一輛2823號的蓬車給毛先生使用，……毛先生寬了外衣，又露出裡面的簇新白綢襯衫。他打碎了一只蓋碗茶杯，廣漆地板的客廳裡的一切，顯然對他很生疏。……張部長報告蔣主席電話裡說，八點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周諸先生，因此張公館趕快備辦過遲的午宴，想讓毛先生等稍稍休息後再赴晚宴，作世界所關心的一次勝利與和平的握手。”        《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迎毛澤東同志來渝》：“毛澤東同志的親自來渝與蔣主席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無疑的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像征著中國民主潮流的空前高漲，像征著中國和平團結前途的勝利希望。……今天，全中國與全世界正處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正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8月25日發表的《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所說，擺在我們全民族前面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團結民主的基礎之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的中國，並協同美英蘇及一切盟邦，鞏固國際間的持久和平。……毛澤東同志的來渝與蔣主席商討團結建國大計，是實現和平團結民主的一個良好的開端。……為了長期的團結一致與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理想，今天正是一個極重要的時機。’”         同日，成都《華西晚報》發表《毛澤東到了重慶》社論，認為“對於中國人民，這是一個比之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日本投降，不免使人感覺，如果抗戰勝利了，而沒有國共兩黨的團結，中國人民將仍舊不能享受勝利的果實，不能獲得自由幸福的生活。……領導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緊密團結和廣泛合作則是造成國共兩黨領袖直接談判的國際情勢。……如果對中國命運應負重大責任的國民黨確具結束一黨專政，與在野黨派團結合作的誠意，毛澤東重慶之行，將可能成為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         西安《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報》發表《團結在望，國家之光——欣聞毛澤東先生抵達重慶》社論，以空前樂觀的口吻歡呼道：“這好像在陰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來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為國家的前途祝福！對立幾達二十年之久的國共兩黨，今已因其領袖之公忠體國而共聚一堂，這是歷史的必然發展！我們相信它們從此將要走上政治協調的坦途，團結全國而共負歷史責任，這是‘新中國’的發軔，這是全世界和平的福音，建國大業可能因此而提前完成二十年，歷史家必將大書而特書！……美報說：‘中國鹹被認為對於保衛東方和平，曾有重大貢獻；但分裂內爭禍起鬩牆之中國，恐不能負此責任。’吾人三復斯言，不能有所懺悔？”         昆明《雲南日報》也發表《團結第一》社論，以亦喜亦憂的心情告白國人：“喜的是，會晤既已開始，問題便可望逐步解決，憂的是，萬一談到而無具體結果，民族苦難又不知伊於胡底。……我們必須正告國人，這一次會談的關系太重大，一著之失，萬劫難復！”                                                                                   十一         與蘇聯一樣，美國戰時對華政策乃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部分。這項政策具有明確的目標和程序。首先，擊敗美國在太平洋的死敵日本，鞏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領導地位；其次，支持並鼓勵國民黨政權為戰勝日本承擔更多的責任；再其次，戰後中國應當成為一個接受美國價值、親西方的亞洲大國，成為美國在東亞最大最重要的永久性盟國，取代自1895年以後“東亞盟主”日本，成為亞洲的民主旗幟。這一政策意味著：一、蔣介石應盡可能地聯合共產黨並實行必須的民主改革；二、國共之間、尤其是國民黨方面，應盡量避免發生內戰；三、最重要的是，戰後中國應盡量減少蘇聯的影響，防止中國建立起蘇聯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制度。         建立一個由美國領導、中國作為重要成員參加的自由國家集團，而不是建立一個由蘇聯指揮的亞洲共產主義國家集團，這是美國國家利益和“天定使命”在東方的根本目標。         除了擊敗宿敵日本之外，蘇聯與美國的所有目標都截然相反。無論美蘇之間的分歧多麼巨大，它們都有一個潛在的甚至無意識的共同目標：以各自價值觀和社會制度吸納中國，而不過多考慮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在現代中國重建時的作用。歷史還遠遠沒有成熟到使美蘇兩個白種人國家真正理解、同情和善待中國的程度。         1943年11月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就曾直截了當地告誡蔣介石，他的政府“還不能代表現代的民主”，他“必須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候與延安方面握手，組織一個聯合政府”。         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飛抵重慶，首次正式提出調解國共關系。他對蔣介石轉述羅斯福的話說，“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終究都是中國人，他們是抗戰的朋友，朋友之間總會有商量余地的。”華萊士代表美國政府提出願以“第三者”身份參與調解國共之爭。         8月7日，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派出美軍觀察組一行18人，由重慶飛抵延安。毛澤東在會見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史迪威政治秘書謝偉思時，提議召開中國所有政治集團會議，商談政治改革，建立聯合政府。          8月30日、9月15日，美國大使高斯在重慶兩度拜晤蔣介石，建議成立一個“代表所有黨派和集團的全國性機構”。10月12日、11月8日，羅斯福總統特使赫爾利少將分別在重慶和延安與蔣介石和毛澤東提出“改造中國”的兩套“建議”。                                                                                  十二         從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43天中，世人多次目睹了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兩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在“愉快融洽的情緒中”聚首中國抗戰首都的舉止、風尚、格局。中國各界精英和世界各國媒體以前所未有的期待和規格見證了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攸關五分之一人類前途和命運的重要“談判”。        新聞是現代社會的紋理，謹照錄若干昔聞，以供今人一窺當年談判歷程之不同側面：毛澤東、周恩來兩同志，因旅途勞頓，昨日（二十九日）在林園休息一日。前晚蔣主席的歡宴席上，到有赫爾利大使、魏德邁將軍和張群、王世傑、邵力子、陳誠、張治中、吳國楨、周至柔、蔣經國諸先生。席間蔣主席和毛澤東同志曾相繼致詞，並幾次舉杯互祝健康，空氣甚為愉快。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新華日報》 下了一場夜雨，山坡已經是涼的時節了。中蘇文化協會孫、邵兩會長為了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昨（一日）天下午七時在會所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雞尾酒會，同時還舉行了蘇聯各民族照片展覽友好的預展。下午六時左右，黃家埡口一帶的街上就擠滿了人，各式的汽車一輛輛的停下來，蘇大使彼得羅夫夫婦、羅申武官、孫夫人、孫院長、馮煥章將軍、覃理鳴副院長、翁文灝副院長、邵秘書長、王世傑部長、陳修辭部長、張治中部長、鹿鐘麟部長、粱寒操先生、朱家驊部長、陳立夫部長、吳鐵城秘書長、賀市長、沈鈞儒先生、馬寅初先生、左舜生先生、郭沫若先生、傅斯年先生、譚平山先生、王芸生先生、馮夫人李德全先生、王昆侖先生、許寶駒先生、張申府先生、高崇民先生、史良先生、曹孟君先生、劉清揚先生、賀夫人倪斐君先生、茅盾先生、侯外廬先生、張西曼先生、陽翰笙先生等，和文化、新聞、戲劇界人士三百多人，一個個准時到會了。六點半，幾千市民幾乎把交通都阻塞了，交通警察和憲兵忙著維持秩序，傍晚的街頭充滿了汽車喇叭和市民們興奮地談話的聲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重慶《新華日報》昨天（三日）是陪都各界舉行勝利大游行和普天同慶的日子，恰巧蘇大使彼得羅夫夫婦也假大使館舉行茶會，放映蘇聯最新的記錄片《勝利大檢閱》，真可稱是慶上加慶，喜上加喜，成為“重慶的雙慶”。七點半鐘的時候，大使館的球場上，就已經裝滿了貴賓，有我國政府與外交人員，有英、美、法等國的大使及荷、比等國的使節，孫夫人、馮玉祥先生夫婦、以及民主同盟的張瀾、章伯鈞、左舜生、沈鈞儒諸先生都先後來臨了，及至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到場時，彼得羅夫大使、羅申上校武官以及蘇大使館的館員，都先後敬酒干杯。電光照耀的球場上，到處充滿了一片“慶祝勝利”和“干杯”之聲。—九四五年九月四日重慶《新華日報》中央社訊：蔣主席於二日晚歡宴毛澤東氏和各部首長之後，曾和毛氏單獨談話。下午蔣主席在軍委會於茶會招待中外來賓後，又和毛澤東氏再度單獨會談。各次談話都歷時很長。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重慶《新華日報》中央社訊：蔣主席和夫人，五日晚八時在中央干部學校茶會招待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及其館員，並邀請中樞各長官和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人作陪，並演平劇助興。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重慶《新華日報》昨日（六日）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王若飛兩同志應於院長午宴，席間到有丁維汾、葉楚傖、陳立夫、張治中、張群、邵力子等七先生。宴畢先後訪晤居院長和中正學校、中央大學故舊，暨柳亞子、張伯苓兩先生。晚應中國保衛同盟孫夫人宴會，宴畢訪問蘇大使。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重慶《新華日報》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來訪（柳亞子）於沙坪壩南開學校津南村寓所，以舊作《沁園春》詠雪詞一闋相贈。柳亞子曾撰詞次韻和之，自雲“不能盡如原意也。”客人離去前，鄰居盧子才之子國琦，以紀念冊索題，毛澤東書：“為和平、民主、團結而奮鬥”，周恩來書：“民主團結，和平建國”，王若飛書：“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獨立、統一、富強的新中國”。柳亞子識：“國琦小友紀念冊，潤之、恩來，若飛都有題字，余亦隨聲”，為作七絕一首：“蘭玉庭階第一枚，英雄崇拜復何疑。已看三傑留鴻爪，更遣髯翁補小待。”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柳亞子年譜》毛澤東、周恩來兩同志，於昨（八日）下午四時在桂園茶會招待在渝各國援華救濟團體負責人士，到中國保衛同盟孫夫人、英國援華會薛穆大使及夫人、美國聯合援華會艾德敷先生、公誼救護隊、英紅十字會、美紅十字會、世界學生救濟委員會、國際救濟委員會代表及銳樸先生等。席間毛澤東同志致詞，感謝各方人士八年來對邊區及解放區的諸多援助，並希望能繼續這種幫助。繼由孫夫人、英大使薛穆爵士、艾德敷先生等致詞。以過去救濟多為戰時救濟，今後進入和平建設時期，而在建設方面，仍將繼續予以幫助。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重慶《新華日報》十三日午十二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歡宴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下午三時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首次招待在渝外國記者。晚七時赴戴季陶院長之宴。十四日（星期五）下午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接見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和池田幸子，以及各方來訪友好。晚應白崇禧將軍邀宴。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重慶《新華日報》據合眾社重慶九月十三日電：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今日下午說：共產黨的政策是在中國建立和平與民主，所以來重慶。毛氏說：“共產黨希望達到良好的結果，這樣，中國能夠從抗日戰爭階段過渡到和平建設的時期。相信這不僅是全中國人民的希望，而且是整個世界的希望”。路透社重慶十三日電：自國共會談於兩周前開始以來，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將軍今天發表他的第一次公開聲明說：“全國人民都希望和平，我到重慶來盡一切努力以達到和平。我們共產黨人希望會談將有良好的結果，使中國能由抗戰轉到和平建設的時期。”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報》九月十八日，在重慶的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舉行茶會歡迎毛澤東同志。在會場上，毛澤東同志致詞，大意說：“今日是九一八紀念日，首先應該慶祝勝利。八年抗戰，勝利終於到來，尤其東北，自九一八事變後，已淪陷十四年，今日已得到勝利解放，身臨此日，倍覺興奮。所最感光榮的，是能夠在這個時期和諸位先生朋友和各老前輩見面。回憶抗戰期間，雖極艱苦，但因全國一致的努力，現已平安渡過，蔣主席特邀來渝共商國是，意至可感。今後當為和平發展、和平建國的新時代，必須團結統一，堅決避免內戰，除此方針之外，其他任何方針均屬錯誤。因此各黨各派應在上述方針之下，團結一致，徹底實行三民主義，以建設現代化的新中國。”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重慶《新華日報》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在九月中旬書面提出十二項問題，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答復。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重慶《新華日報》昨（八日）晚張部長又有一次大請客，地點在軍委會大禮堂，被邀者推廣到黨政軍文化新聞各界，約達四五百人之眾，許多敏感的報刊與各黨派人士到得特別早，不到預定的六時半，就紛紛擁入，忙著交談，大家都意味著將有極重要的節目出現。約六時三刻，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氏到了，立時引起全場的快意，他們三位也忙於同大家寒喧，會場的空氣好像顯得更加溫暖了。七時正，張部長特請毛澤東先生走近播音機。張部長首先致詞，從蔣主席邀請毛澤東來渝，共商和平建國大計說起，說是全國各界，世界各國，都很注意、關心，而且特別殷切地注視毛先生的來到重慶。毛先生到渝已四十天，同蔣主席談話多次。張部長還特別補充一句說，“這還是中共方面毛先生提出的。”“今後我們要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實行民主，和平，團結，統一，埋頭努力三十年，迎頭趕上去，真正作世界上五強之一。我們過去努力革命，推翻滿清，就為的實行民主政治。現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團結的國家，統一的國家，所以，我們的國家一定要團結，一定要統一！毛先生表示要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我們很欽佩！我們正開始研究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實現。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重慶《大公報》                                                                                       十三         43天中，蔣、毛二人九度會晤，其中三度為兩人單獨晤談，後人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在天地之間並無任何第三者在場情境下說了些什麼。           1924年，作為孫中山的追隨者和國共第一次合作參予者，他們曾分別告別了老母和妻小，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沒有只言片語表明他們在對方心裡留下任何特殊的印像，但命運注定了他們將分別扮演現代中國的歷史主角。            22年後，他們分別代表著中國兩種哲學、兩種力量、兩種選擇和兩種命運——準確地說，是美國與蘇聯兩種制度——聚首重慶，接受歷史的評判與裁決。         頗具談判能力的周恩來與具備同樣能力的張治中就和平建國、國民大會、軍隊整編、解放區問題等國內外關注的若干重大問題，尤其是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三項重大政治原則進行了馬拉松式的艱苦談判。國內外輿論對重慶談判給予前所未有的關注，認為“中國前途的發展國內和平的保持，有賴於國共兩黨在國民黨創始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孫中山先生教導和精神之下團結合作。在這中國的轉折時期，兩黨領袖已在采取措施來克服舊日的糾紛，並共同討論當此日本武裝潰敗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國新的任務，這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領袖在重慶談判的開始”（蘇聯《紅星報》）。“蔣主席和毛澤東宣布會商已經得到基本的協議。新諒解似乎可能成為建立新中國國家團結統一的基礎。”（美國《紐約日報》）         194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後第34個、抗戰勝利後第一個國慶節，國共兩黨在桂園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中外輿論迅速加以報道。         重慶《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認為政府與中共代表，“就所有政府與中共看法不同的各點，進行剝繭抽絲的研討，藉以覓取相忍為國的途徑。結果遂在43日的會談中，決定了‘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的建國基本方針’，確認‘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化，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其他未決事項，則決定繼續商談，徐圖解決。這一結果……可以普告國人和關切中國問題的友邦人士，請其不必為和平將在中國遭遇危機而擔憂了。”          延安《解放日報》在《國共談判的成果與今後的任務》的社論中說：重慶談判“是抗戰勝利以後，中國國內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會談不僅在和平建國的方針上有了令人滿意的明確的解決，而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協議，而為今後的圓滿解決開辟了成功的途徑。”這“是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進步的鞏固意志的表現，是中國政治家的智慧與遠見的表明。”         重慶《新蜀報》在《和平團結之喜報》為題的社論中說：“吾人讀悉此項紀錄以後，認為是國家步入康莊大道的征兆，值得全國同胞慶幸。”成都《新中國日報》發表社論認為：“此次會談，當屬圓滿，容有未盡之處，可由其他黨派補充意見，政治會議擴大商討，則國事庶幾期於至善也。”          國共會談紀要的發表，在國際上亦立即引起了強烈反應，據中央通訊社1945年10月11日倫敦報導，《約克郡郵報》評論認為：中國多年困難的主因，現已消除，傳聞中的協議，自將增強中國的力量，中國的每一個人，都將渴望為更愉快的將來建立鞏固基礎。同年10月12日，中央社發自紐約的電訊報導：《紐約太陽報》說，“就是有詳細的事項仍待商討解決，這時感到寬慰而不為過，因為蔣主席和毛澤東已經宣布會商已經得到基本的協議了。新諒解似乎可能是建立新中國國家團結統一的基礎。”《紐約時報》報導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同意避免內戰，在蔣主席領導下致力建設統一繁榮的國家，未決的軍事問題，將由小組委員會處理，政治問題由各黨派協商會議加以研討。”《紐約前驅論壇報》說：“中國政府與共產黨會談沒有能夠就軍事統一問題得到協議，但是保證不容內戰發生，而且在多數問題上得到協議。”                                                                                       十四        十四年後，當年國民黨首席談判代表張治中在《七十回憶·我與中共》一文中寫道：“這是一件大事，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毛主席之到重慶，在當時說，是像征著中國內部的團結，是意味著國共兩黨新關系的開始。勝利與團結，正是雙喜臨門，不但全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熱切的期望，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突然為之提高了許多。”        重慶談判的主角之一赫爾利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對於自己促成的這一談判也充滿了美國式的樂觀：“一、談判者同意他們將為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府、復興中國及制止內戰而合作。二、雙方同意支持作為共和國總統的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三、他們又同意雙方將擁護孫中山的學說，並將合作在中國建立一個強大、民主的政府。四、共產黨同意他們將承認國民黨為控制政府的主要政黨，並將在從目前的政府形式過渡到民主政權的時期內，與其合作。五、不少其他問題，包括釋放政治犯，人身、言論、出版、信仰、集會與結社等自由，都取得了協議。”         蔣介石在就重慶談判致杜魯門的公函中，對於美國大使“在促成會議和在談判過程中以調解的地位所給予……中國的巨大貢獻，表示謝意”。稱“赫爾利將軍的優美政治家風度和品格贏得了中國人民的敬愛，他們從他那裡看到了公平正義的美國外交政策的適合的像征。我曾就關於許多問題與赫爾利將軍作非常誠懇的長談，我曾請他報告你，總統先生，很多關於完成中國與美國間為維持遠東和平與秩序的繼續緊密合作的因素”。         10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國共談判的成果與今後的任務》，高度正面評價了重慶談判：“八月底起，在重慶舉行的國民政府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代表之間的會談，乃是抗戰勝利以後，中國國內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偉大國際意義的事件。它不僅是戰後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關鍵，而且也影響著遠東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這說明了為什麼全國人民以及全世界如此焦急地期待著會談的結果。昨天發表的《政府和中共會談紀要》，給了公眾以一個不負人民期望的回答。《會談紀要》證明了商談在友好和諧的空氣中獲得了重要的成果。這次會談乃是如何用協商的方法，解決中國和平、民主、進步發展所提出的迫切問題，解決國內政治生活中最復雜和最困難問題的範例。會談的成果是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進步的鞏固意志的表現，是中國政治家的智慧與遠見的表現。”        《新民報》用冷峻的筆調指出：“民主政治是消滅問題的惟一的途徑，我們相信在民族的過程中，這些糾紛都將迎刃而解！政黨的合法地位有了合法的保障，專恃武力的重要性自然減低，人民的選舉和地方自治辦得好，地方政府也就不成其為問題。”        《新蜀報》雖稱“吾人讀悉此項紀錄以後，認為是國家步入康莊大道的征兆，值得全國同胞慶幸”，同時指出“國共兩黨的主義不同，這是事實，所代表的階級不同，也是事實，所運用的手段不同，也是事實，但是兩黨救國的志願是相同的，想以新方法建造新中國是相同的，不願人民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也是相同的”。         西安《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日報》歡呼道：“舉世所關心，所禱告，所焦慮的重慶談判，終於在和諧的空氣中，獲得了初步的成功。分裂內戰的陰霾可望由此掃清，和平建國的時代可望於茲開始，因而八年抗戰的鮮血也將不至於白流，這是中國民族的福音！這是中國人民的勝利！”         在一片欣喜歡呼聲中，人們發現雙方的歧見和隔閡並非禮儀場面的熱烈和言詞的懇切漂亮，可以在一次談判中化除。敏感知情人士已經覺察出某種弦外之音、某些不祥的征兆。          同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基礎——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會談的結果》，在肯定這次談判的“積極作用”後指出，“中國所需要的統一正如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是和平的統一，民主的統一，而不是武力的統一，專制的統一”。        重慶《中央日報》發表社論，不無憂郁地寫道：“抗戰雖已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雖已結束，但和平是否將在中國遭遇危機，原是每一個中國國民和若干關切中國問題之友邦人士所急欲明了的問題。”        《大公報》也流露出一絲不安，“我們檢讀《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一過，思緒起落，雖百感坌集，卻一時難以一言說出滿意或失望。我們實在對團結會談太關切了，也太矚望了，所以此刻讀一字一句的正式發表，只覺有極大的希望，而不必輕下斷語。毛澤東先生雖已離開重慶，這四十幾天的旅行，必然使他痛感全國人民的熱望，並證實政府及蔣主席的誠意。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誰不在期待？快來吧！”                                                                                  十五          有論者謂，囿於深重的歷史積怨和巨大的現實利害，國共兩黨真正信奉的，還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真正迷戀的，還是黨同伐異、成王敗寇的權力爭攘哲學；真正擅長的，還是戰爭解決爭端、勝負裁斷是非；真正追求的，還是要麼美英、要麼蘇俄式的兩個中國、兩種制度、兩種命運不共戴天的生死決戰。70年過去，人們可以得出迥然不同的結論：無論莫斯科還是延安、斯大林還是毛澤東——實為一種政治體系——在中國得勢，都勢必給中國造成史無前例的禍患，而華盛頓和重慶卻代表世界自由民主新文明與可能吸納這一新文明並融合中國固有文明的“亦舊亦新、亦中亦西”的更新文明。蘇聯和美國對於中國的命運絕非半斤八兩而是截然不同的前途命運。         重慶談判兩位主角比所有局外人更為現實、冷靜、堅定地固持著不可通融的立場，迅速將所有紀要、協定、承諾置諸腦後，並且立即做著走向戰爭的准備。        事實上，就在重慶談判期間，蘇聯和中共緊密合作，聯手完成了幾件重大任務。         蘇聯完全佔據東北，繳獲日本關東軍全部武裝，控制所有重要城市、交通和戰略資源；中共迅速成立“東北局”，除在重慶的毛澤東、周恩來外，中共幾乎所有領導人都投入搶佔東北的戰爭。         以重慶談判為起點，中共從蘇聯紅軍那裡接手的戰爭武器，已足以保證中共在東北發動推翻中華民國的內戰，從1927年國共內戰以來，中共空前迅速迅速把自己的武裝力量提升到可與國民黨軍隊正面抗衡最終戰而勝之的水平。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國共兩黨、青年黨、民主同盟、無黨派社會賢達代表共38人再次就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以及保障人民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各項基本自由，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機關、結束一黨專制、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等更為廣泛的問題進行了公開、坦誠而富有成效的闡述和論辯。中共代表周恩來指出，政協會議成功“為中國政治開辟了一條民主建設的康莊大道，替民主政治樹立了楷模。中國共產黨願意追隨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之後，共同努力，長期合作，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奮鬥到底。”國民黨代表張治中指出，“從此，中國結束了過去以武力從事政爭的舊歷史，並將進入和平建設的新時代”。青年黨代表莫德惠指出，政協會議的成功，“乃朝野諸賢達互讓互助之結果，今日朝野已由彼此了解而和諧合作，共同攜手，走上民主建國大道”。孫中山之子孫科指出，“也許有人認為這只是中共的成功…，事實不是如此，這正是國民黨的大成功，這種成功和勝利，不是黨派的成功而是全國人民的成功，大家的勝利”。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指出，“尚須各方面都能顧全大局，互相容讓，多接觸，多反省，再加上全國人民的監督，才能渡過這個難關，過了這一關，前面就是新中國的康莊大道了”。英國《星期觀察報》以《中國的和平》為題發表社論，稱重慶政協會議“體現了二千六百年來精髓的理性，已結束十七年來國共的爭鬥”。日本東京《民報》評論道，“中國團結已圓滿完成，遠東因此獲見一領袖大國之新生，世界之一困難導源亦告消除”。美國著名評論家李普曼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為中國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中國在亞洲和平與民主的發展應成為一個強大而處於領袖地位的國家。”美國外交政策協會認為，“中國各黨派此次獲致協議，早日成立過渡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民主與統一觀念的重大勝利，遠較以前國共兩黨之諒解為徹底，這是兩黨首次同意於統一的國民政府中，共執政權。”         10月17日，毛澤東在延安作了題為《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對蔣介石絲毫不存幻想，對和平也絲毫不存幻想：“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         歷史的苦澀與荒誕，人性的微危與陰冷，總與那些冠冕堂皇的外觀、振臂萬歲的庭呼、道貌岸然的舉止、奪席談經的雄辯、滿腹經綸的儒雅如影隨形，互為表裡。蔣介石在重慶談判期間的日記，給後世留下的記錄，真實地刻畫了毛澤東、周恩來們的本質，預示了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將經受何等慘烈的劫難：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蔣介石1945年8月28日日記 今晨5時，未曉，起床禱告，願共毛之能悔悟，使國家真能和平統一也。上午約岳軍（張群）、文白（張治中）、力子（邵力子）等談話，聽取其昨夜與周恩來等全部談話經過，腦筋深受刺激，何天生此等愚劣根性，徒苦人類乃爾也。以余之意，應將其提議從速公布，而文白等以為太早也；乃囑彼等繼續研究商議之法。——蔣介石1945年9月4日日記 正午約毛澤東談話約半小時，余示以至誠與大公，允其所有困難無不為之解決，而彼要求編其28師之兵數。——蔣介石1945年9月12日日記 正午約毛澤東、赫爾利照相談話。據岳軍言周恩來向其表示：前次毛對余言可減其所提軍額之半數者，實乃指其48師之數，已照共匪總數減少一半之意也。果爾，則共匪誠不可與言矣！以當時彼明言減少半數為28師之數字也，其無信不誠，有如此也。——蔣介石1945年9月17日日記 召見駐延安聯絡參謀胡自立，聽取其報告——共匪在日本未投降前之陰謀，擬將全部淪陷區占其所有，並以淪餡區民選政府名義召集人民代表大會，以對抗我國民大會。陰毒極矣！——蔣介石9月24日日記 共黨今日提公告稿，最後兩條乃述共毛來渝安全問題及美使赫爾利保證問題，此與會談全無關系，僅為其賊膽心虛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國商談要由外人保證之恥，亦不思赫爾利即使為之保證，亦已失效也。蓋赫爾利保證共黨接受統一團結者之安全，並未保證其通敵賣國反動派之生命。而且赫爾利已對共黨聲明：“今後國、共問題，全為中國之內政，不能如往日敵軍未降時可由盟國共同作戰之關系，參加調解，今後應由中國雙方自動解決也。”彼輩不能自信，而獨信外人，其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實不值一笑也。——蔣介石1945年10月1日日記 毛澤東今日來作別，與之談約1小時，先問其國、共兩黨合作辦法及其意見如何？彼吞吐其詞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否則不僅於國家不利，而且於共黨有害。余為共黨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與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後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設計劃如不能全國一致努力完成，則國家必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如此，吾人不僅對國家為罪人，而且對今後人類之禍福亦應負其責也。彼以為是。果能動其心於萬一否？但余之誠意，或為彼所知乎？——蔣介石1945年10月9日日記 上午，主持國慶典禮。下午，召見北平、台灣黨務人員後，往訪毛澤東於桂園，送行也。彼忽提議：今晚來宿林園。余知其必另生問題，乃歡迎其來宿；約談10分鐘，即辭出。9時40分，見毛澤東，約談半小時。——蔣介石1945年10月10日日記 昨夜與毛澤東談話，彼忽提政治協商會議以緩開為宜。並稱：“回延安准備召集其所謂解放區民選代表會議，再定辦法。”又稱：“國民大會提早至明年召開亦可。”余聞之，殊為駭異，乃覺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不若矣。余於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雲而行，則國民大會會期延誤，我政府勢必因此失信於民；但如政治協商會議能在本月底開會協商，則國大會議，政府可遷就其意，改期召開，然至11月12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確定會期，示民以信也。余亦明示其政協會即使不能如期開會，則政府亦不能不於11月12日下召集令也。余談至此告辭，約期明晨再談而別。今晨8時，約毛澤東早餐後，余再與之懇切對談，闡明數次談話要旨，明告其所謂解放區問題，政府決不能再有遷就，否則不成其為國家之意，堅決表示望其了解也。彼去後，散步林園一周畢，記事、批閱公文，甚嘆共黨之不可與同群也。——蔣介石1945年10月11日日記        1927年以來，蔣介石從未用如此絕望不屑的文字形容毛澤東，這就帶來一個令後世難解的問題：蔣介石為什麼要“放虎歸山”？如果把毛澤東扣押審判，會發生什麼結果？是什麼力量阻止蔣介石採取行動？                                                                             十六         正如重慶談判雖則順應了中國人渴慕和平與民主卻並非真正由中國人自主推動和促成一樣，重慶談判和嗣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 最終被國共內戰取代，固然因為國共積怨太深以及當時的國家政治、軍事狀況所致，而美蘇兩國由戰時盟國迅速走向“冷戰”對抗的世界大勢，則仍然是更深廣也更強悍的主因。         1946年2月9日，二戰剛剛結束，世界還是一片廢墟，斯大林就在莫斯科公開宣稱：“獲得勝利的是蘇維埃制度。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和平就不會有了。”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立即把斯大林的演說稱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宣言”。25天後，丘吉爾應杜魯門總統之邀在富爾敦大學發表了著名的“冷戰”演說：“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裡亞海邊的的裡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這條線的後面，是中歐和東歐所有古國的首都……我必須稱它們是蘇聯勢力範圍，它們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受到蘇聯影響，而且許多情況下受到莫斯科愈來愈嚴厲的高壓控制。”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國會發表講話，公開譴責了蘇聯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稱蘇聯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極權主義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賴的是恐怖、壓迫、輿論統制、指令性選舉和壓制個人自由。極權政權通過直接或間接的侵犯，危害國際和平和美國的安全。1947年9月，共產黨情報局成立，日丹諾夫受斯大林委托向世界宣稱，世界上已經形成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兩大陣營之間的衝突不可調和，最終將走向戰爭。         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應在出兵中國東北三個星期（最多三個月）之內把東北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斯大林盱衡新的蘇美關系及其在亞洲對抗的前景，最後決定把東北交給中共，以防止在思想體系和國家制度上與蘇聯對立、與美國更為接近的國民黨政權繼續統治大陸。這種遠非由中國人所能預見因應的外來“偶然”因素，以及中國人無法研判、更無力改變的蘇美兩國的“歷史使命”和“天定命運”，如同一場巨大的宿命，使包括重慶談判在內的所有現代中國重大事件發生變形、逆轉和翻覆。         揆諸史實，國共兩黨無論存有多麼深巨的積怨和現實的爭鬥，但絕非只有內戰一途，蔣介石與毛澤東兩人無論存有多麼難以逾越的個人恩怨和歷史鴻溝，也不至於毫無通融之處。畢竟，作為同一時代的中國人，民族的苦難、國家的命運、人民的矚托、個人的歷史論定，極而言之，天地之間，重慶嘉陵江與延安寶塔山之間，清夜捫心之際，彼此顧念之時，總不至於除了仇恨和算計之外，什麼也不存在。          如果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等日本軍方鷹派人物沒有在徹底崩潰前突然發動“一號作戰”，如果美英沒有因為短視和私利而與斯大林簽署幾乎使中國抗戰成果化為烏有的《雅爾塔協定》，如果自知鑄成大錯的羅斯福晚死兩年，如果丘吉爾戰後繼續執政而不必以平民身份發表“冷戰”演說，如果蘇聯信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按時從中國東北撤軍，如果由史迪威、謝偉思、馬歇爾等人主導的對華政策等不能由中國決定、由中國負責的外部事件沒有發生，或者按照不同的程序和方式發生，那麼，重慶談判也許會以全然不同的地位和影響載入史冊。         重慶談判期間，決定歷史走向的並非會議桌上的討價還價，更非國共以外所有政治黨派、“第三勢力”以及新聞媒體的參予、蠡測和高談闊論，而是國共兩黨兩軍在戰後的力量對比、布防位置，更是駐扎在中國東北的150萬蘇聯遠東軍和在中國華北絡續登陸的十來萬美國海軍陸戰隊。盡管赫爾利瘦高的身影時時蓋過蘇聯大使彼得羅夫矮胖的體形，但蘇聯紅軍卻遠比美軍取得了對中國的壓倒性優勢。         幾乎與重慶談判同時，國共兩黨兩軍就開始了搶占東北的競爭。從戰略觀點看，戰後的國共兩黨如果執意要為奪取國家政權決一死戰，那麼東北之爭，當是決定性一役。按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亦即按照美英蘇尚能維持同盟關系的《雅爾塔協定》派生的機會主義協議，蘇軍應在三個星期到三個月之內將東北使用土地、人民和資源連同關東軍全部裝備和所有工業設施交還國民政府。對於斯大林，這無異於在即將開始的美蘇“冷戰”中為蘇聯自己培植一個親美反蘇的政權。蘇聯合符歷史邏輯的抉擇是，拖延時日，不顧兩國協議，把東北交給國民黨的對立面。          重慶談判正是一場美蘇兩國在世界範圍內爭奪勢力範圍、為行將到來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殊死較量作好准備所不可缺少的“嘴皮和紙面上的糾纏”，國共兩黨贏取時間以便獲得內戰主動和優勢地位的場所。         重慶談判必然破裂的根本原因在於，八年抗戰中一再標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背後，國共兩黨的歷史積怨非但沒有消解，反而因為抗戰帶來的力量消長和國際空間的轉換、尤其是美蘇兩國同盟關系背後潛藏的猜疑、防範和價值體系的對立而變得日益尖銳、復雜、不可調和。         抗戰八年，正如美蘇之間並未發展出一種超越思想體系、社會制度和國家利益的新型歷史哲學一樣，國共兩黨也完全沒有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和現代憲政理念的國家意識。國共兩黨宿怨依舊，裂痕依舊，對立依舊，中國抗戰反復出現的黨爭和內戰陰影，無一不是緣自國共之間難以通約的為戰後奪取國家政權進行的戰爭准備。歷史可悲顯示，中國命運最終決定於武裝力量、謀略、無恥和下賤（毛澤東曾在重慶期間，數次呼喊“蔣委員長萬歲！），斯大林和毛澤東確實比蔣介石和杜魯門略勝一籌。       “國共反映美蘇”，重慶談判的全部復雜性和所有撲朔迷離的事像，都是“三國四方”關系演變的結果。         即使作為一次注定流產和失敗的歷史性會晤，重慶談判給後人留下的教訓和啟示，也是一份彌足珍貴的歷史遺產。關於中國國家制度的民族、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基礎，關於中國道路、命運和使命，關於中國的世界地位和人類責任，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公開論列的範圍和高度，至今沒有被超越。         歷史至今沒有提供一個機會，讓中國人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條件下自作主宰，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們也許不能推斷，中國人之間能夠真正“以對方為主”，以仁者之心，君子之風，謙和、誠信、禮讓、高尚……，但是，像中國這樣一個民族，歸根結蒂，只能憑依自己的智慧、德性和力量自救自尊自強。企圖仰仗任何一個國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調解、援助、恩賜，都幾乎無一例外地使中國飽嘗失望和挫折。上帝還沒有賜給哪個民族以救助中國的神力。中國一百年內憂外患，兵連禍結，日本入侵更使中國生靈塗炭，山河破碎，如此慘痛的命運如此不幸的民族，以最大的近乎哀求的祈願，企望重慶談判將是和平與民主的開端。重慶談判無情地背逆了中國人這一天經地義的要求，在世界反法西斯諸國中，只有中國又陷入自相殘殺的內戰。重慶談判沒有作為民族團結、階級和解、政黨合作的起點，而是作為內戰的序幕，沒有民族大義的勝利，只有黨派和個人權欲的較量；沒有歷史理性的輝煌，只有政治權謀的恣肆；沒有和平民主的凱旋，只有中國人又一輪自相殘殺的開端；沒有使“肮髒醜惡的東方政治”（馬克思）變成“眾人的事”（孫中山），只有讓全體中國精英和雖不通文韜武略卻善良淳樸、渴望正常人生的中國百姓陷溺於又一場“慨而慷”的“天翻地覆”。         重慶談判濃黑的陰影甚至一直籠罩了中國70年之久。中國從此被一分為二，數量幾乎相等的億兆中國人第一次被從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上分裂成怒目相向、不共戴天的“兩條道路、兩種制度、兩個中國”。         1929年，梁啟超寫道：“五十年來的中國，正像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痛苦的事。只要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麼，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痛苦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無論機能還是覺悟，中國都又累積了近八十個年頭。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慎終追遠，信義和平，民族復興，天下為公，……這些闋違已久的哲慧又開始成為公共話語和國民意識，中華民國開始以其本來面貌進入中國人的記憶和意識，“重慶談判”乃是其最關鍵的一頁。          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諄諄告誡世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注重“力行”、“實踐”的蔣介石、毛澤東終身都厭惡“空言”（盡管他們都說過不少讓時代稱道甚至叫絕的“空言”），他們都以“改造中國”為己任。歷史無情，無論言行，都會記錄在案；歷史也有情，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本文不厭其煩摘引當年原始文字，其詣在斯，豈有它哉。        世界越來越像一個大舞台，中國越來越像這個大舞台的一個中心，所有的人不是演員就是觀眾。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重慶談判是一出既精彩又乏味、既成功又失敗、既完整又殘缺的歷史舞台戲。如此獨特而意味深長的戲劇，它是不會遽爾落幕的。無論劇本由何人編撰，演員由何人指定，道具有由何人搭建，排演由何人執導，它都將融彙進更大更新的歷史悲喜劇，甚至出現新的續幕和出人意表的高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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