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条大道肯定行之不通——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h2><span id="m_158429087096527554MainContent_ucMainShowArtContents_lblTitle"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size: 16px; color: #000048; display: block; clear: both;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font-weight: 600;"> </h2><div id="m_158429087096527554MainContent_ucMainShowArtContents_divContent"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font-size: 14px; color: #2d2d2d; float: none; clear: none; display: inline; font-family: "Lucida Sans", "Lucida Sans Regular", "Lucida Grande", "Lucida Sans Unicode", Geneva, Verdana, sans-serif; background-color: #f5f5f5;"><img alt="20161021zhonggongjiquan.jpg (408×362)" src="https://ci3.googleusercontent.com/proxy/u7gdAm7Q-XJUHWP9fGjLHiNQk0z7zqU6fTD_GxA1K3ta8wz7ZBHxEBadC9T54Qk3s7qlLKtvR5ssheomLAhwaLdGGqUJG9W3epw4hRgJ3VtKjq8kKC-Ckqd7ywnmx-_8Ovg=s0-d-e1-ft#http://mzzg.org/UploadCenter/ArticlePics/2016/42/20161021zhonggongjiquan.jpg" tabindex="0" style="cursor: pointer; outline: 0px; box-sizing: border-box; border-width: initial; border-style: none; vertical-align: middle; margin-left: 10px; margin-top: 10px;" />献媚取宠的投机分子  据悉，由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撰写，新近出版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上市，一周即在三大网店销售断货。网上吹嘘这几个青年学者纵论中国优势、中国危机、中国创新，回答了干部群众关注和困惑的一些重大问题。是跨学科的深度思考，直面问题的原创思想，是学界新锐的集体发声。国内名家推荐，认为本书作者思考的是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本书是与八千多万中共党员的对话，探讨如何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是与几十万党政干部的对话，探讨如何重新激活中共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与凝聚力；是与理论工作者的对话，探讨如何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是与西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家的对话，奉劝他们抛弃那些分辨率极低的理论范式，学一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北大国际关系学教授潘维为该书撰写序言，他讲到：共产党代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利益，要警惕共产党国民党化。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说得更直截了当，认为本书阐述了两个道理：第一，办中国的事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中国共产党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因此，这本书在新时代重新诠释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笔者为了写评论的需要，不得已硬着头皮将此书浏览了一下，说白了就是一篇牛逼哄哄为赵家人歌功颂德的书，的确味同嚼蜡，毫无新意。我也不想作详细介绍，那只会招之读者厌烦。只捡几个主要的观点作一批驳，然后说点题外话。 观点之一：本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驾驭资本为人民服务；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通？社会主义中国能否又如何驾驭资本？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理应代表人民执掌缰绳驾驭资本，党需要在其经济体制中继续强化其社会主义因素，并通过意识形态建设、政治建设保持其“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利用资本同时又超越资本，在未来引领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推动实现属于绝大多数人的现代化”。 谁都知道，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根本区别是把国家资源与人民共享，还是作为一党私有。自马克思写出《资本论》后，就被那些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投机分子以公有制和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据为他们的私有“党产”。他们拿着人民的钱想怎样就怎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给谁就给谁，老百姓想管也管不了。整个国家的资源是他们的，银行是他们的。共产党实行公有制的目的就是他们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毛泽东执政以后，为何匆匆忙忙搞资产国有化、为何要搞农业合作化？其狼子野心就在这里，后来他们的一切行动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中国老百姓极其贫困之时，中共打着世界革命的幌子将大把大把的钱和物质无偿支援亚非拉国家；在三年大饥荒中，中国人民正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之时，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们却将大量的钱为毛和他的高官们修建行宫和别墅。时至今日，在中国老百姓尚未完全脱贫穷的情况下，赵家人仍然一意孤行把钱成百亿、千亿地往外送，他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前不久，杭州G20两天的会议竟筹备了两年，花了两仟个亿人民币；他们以自己的特权，为所欲为，想给哪个国家钱就给哪个国家，想给谁免税就免税；习近日访问柬埔寨，一次就签定31个经贸协议，免除柬埔寨六个亿的贷款，提供一个亿的军事援助。他们这样搞又通过人民了没有？这就是这些御用文人说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理应代表人民执掌缰绳驾驭资本”的结果。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政治上是从神权到君权最后发展到民权；经济上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到国家的收入的使用方法，是为全民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并且说，市场经济是一只无形的手，每个人都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他无意要实行的目的。然而，国家财富和资本一旦被极权国家专制政党掌握，人民根本无法实现其目的，仅管他们打着漂亮的旗帜说着漂亮的话。最近，中共政治局开会，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习指出，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不动摇，党的领导是国企的“根”和“魂”。这正是几个理论家说的“执掌缰绳驾驭资本”的具体表现。这几个学者教授，有的还是学经济的，这样的简单道理是应该懂的，也不知是真不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上面做，下面捧，一唱一和，相得益彰。 观点之二，北大国际关系学教授潘维为该书撰写的《序言》说：“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则植根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总要扮演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根本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人民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执掌政权已经六十多年了，我们要高度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要警惕‘烂根’现象”。 对于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说出这样无耻之言，不但丢了自己的丑，并且丢了高等学府的丑。自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人民何时当了家、作了主？人民有选票吗？不说选国家主席，连一个村长都没资格选，这叫他妈的什么当家作主！既然“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为何中国老百姓依然贫困，光惦念不解决问题有狗屁用。我也承认，在中共打江山那艰难困苦的岁月，老百姓的确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手里。但是交到他们手里又怎么样呢？让毛泽东他们这一群人住进了紫禁城，花天酒地、笙歌艳舞，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没穿的，最后还饿死了几千万。潘教授说“国民党总要扮演上帝，”但毛泽东却扮演皇帝”，我可以对教授说：上帝总比皇帝总还要好一点，像毛这样的“皇帝”“暴君”我们情愿不要。潘又说，“我们要高度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我可以告诉潘，如果今天中共真的“国民党化”，那对中国来说是个福音。台湾的国民党已经走向民主化，你中共能做到吗？ 观点之三，那个白钢教授还说；“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贡献之一，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不依托寄望于超验之彼岸世界又超越世俗价值、能让亿万人民信受奉行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他并且抬出了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说它完全融合到中国的儒、佛、道之中。对这些信口雌黄、故弄玄虚的理论我就不想费笔墨了，但还得说几句：中共对人类最伟大的思想贡献就是愚弄人民，通过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把老百姓训服得像牛马一样，任其驱使和宰割。我不知白教授这个“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指的什么？然而不管什么，在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是谈不上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至于那《老三篇》是当年林彪为了向毛泽东讨好，以保住军事上的地位，搞的全民大愚忠，而本身这几篇文章是毛两篇悼词和一个神话故事，毫无新意，不知怎么可以融合到儒佛道之中？看来这位教授先生比林彪更能，下一步是否可以融合到风水学、堪舆学之中。 在中国大陆自周小平、花千芳这样的人一炮走红后，在知识界出现了一些投机分子，这些人罔顾事实，昧着良心为赵家人说话。他们比起那些“新权威主义”和“新极权主义”者还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为今天当局唱赞歌，甚至为毛时代唱赞歌，这一点“新权威主义”者们还没有。这批人多数是中青年学者，没有阅历，思想也不成熟，仅仅读了一点正统的马列毛书，加上有些投机成分，所以才写出这种东西来。他们是复旦、人大、清华的副教授，年龄看起来也只见4、50岁，学的专业也是马列思想。他们写这样的书也不排除受赵家人的利诱因素。因为在专制国家，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很容易出现这种御用文人。有周小平这样的例子，他们看到只有为统治者唱赞歌才能显贵。他们揣度主子的意思，阿谀奉承、献媚取宠、顺着杆子往上爬。这也不奇怪，在毛时代就有姚文元、戚本禹这样的文人。 西方民主国家评价知识分子的标准有三条：一，传道授业；二，具有良知；三，敢于置疑权威。然而在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特别是在毛时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几乎全部被打断，成了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充当他们的喉舌，这种现象，到今天仍然没有转变。 潘教授对此书极力吹捧，说：“《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分析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得失，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而且诚挚地指出在新技术的时代如何改善党的建设和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崩溃之际，此时唱这种老调子只会让人感到可笑。在当今世界，凡一个主义、道路不是靠你坚持不坚持才能走得通的，而是你这个主义、道路是否能让人民享受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幸福，否则就行之不通。如果社会主义好，为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也行不通。所以邓小平也看到了这一点，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共独裁，就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个“中国特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这半社会主义和半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济方面学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方面还是保留原样。但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这半个社会主义在中国也行不通了。因为这是一个配套工程，只搞一半必定要拖另一半后腿，走了一段路后，问题越来越显示出来，就是这半个社会主义在作怪。所以中国要继续前进，必须丢掉另一半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行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才是唯一的出路。 然而，中共当局不思悔改，仍然顽固坚持一党执政，妄想“以党管党”来挽救败局。明明有一条光明大道不走，偏要走那条行之不通的路，并且美其言为“三个自信”，但越这样叫越说明不自信。乌坎群体事件刚刚被镇压下去，北京军委大楼被上万复员军人包围，让赵家人焦头烂额；加上最近又揪出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贪污事件，腐败越反越多，说明光靠这样的反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言以蔽之，不搞体制改革、不搞民主宪政，这条道行不通！ 以上的简单道理，就是普通老百姓都看得清楚，可这几个知识分子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还在吹嘘什么“大道之行”，这不令人可笑吗？在此，奉劝这几个“教授”，做学问首先要做人，要有知识分子的良知，要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不要无原则地迎合当局，对你们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2016年10月16日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