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成：本土思潮是為了抵禦劣質文化衝擊

2015年底的民主黨換屆中從第二梯隊被推舉到民主黨副主席位置的李永成，與同年9月份立法會選舉中幾名當選的黨內中青代議員一起，承擔了民主黨新舊交替後的領導使命。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的勝利，使該黨比上屆多了一個議席，證明了香港主流民意繼續支持民主黨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線。 2010年由民主黨建議的政改中途方案通過後的5年間，民主黨受到來自泛民激進派和本土派的抨擊，尤其是2014年“雨傘運動”後聲名鵲起的本土派，更猛烈攻擊民主黨，拒絕與之合作，另外提倡“港獨”的思想，直到2016年底，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頌恒和游蕙禎因10月份的宣誓風波而被褫奪了議員席位，導致本土派遭受挫折，士氣低落，隨後進入蟄伏期。 本土思潮的核心是捍衛香港價值觀 對於本土思潮的興起，民主黨副主席李永成的解讀是，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本土思維，香港人早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有自己的身份認同，1970年的保釣運動，1971年港大學生會舉辦回國觀光團，各大專院校開始出現「認中關社」，都是一種身份認同；及後經濟起飛，百業興旺，身份認同建立在香港遠較大陸優勝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再加上自由、法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使獨特的本土文化更加成熟，進而向大陸延伸；當年的政治意識以抗共為主，而社會普遍接受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雙重身份。 李永成表示，八十年代是香港本土文化的光輝歲月，粵語流行曲、電視劇和電影風靡亞洲以至全世界；適逢這段時期是中國的開放初始階段，學習香港的知識文化、商業管理以至生活方式等，大陸人對香港的優質商品趨之若鶩，對港式文化和生活的追求成為時尚，香港的核心價值觀也對大陸有所衝擊。 了解中英香港前途談判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大陸對於收回香港主權的決心是堅定的，同時大陸政府也清楚地看到香港特有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優勢，其中包括了香港人獨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還有香港的法治、公務員制度以及自由港地位。香港回歸中國，但是保留香港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馬照跑，舞照跳”，是中英聯合聲明和隨後頒布的《基本法》中所確認的，香港本土文化和價值觀的保留和發展在法律上是得到保護的。 李永成說，隨著大陸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國力漸強，經濟增長速度快，但是政治權利和公民教育未能配合，在回歸不到20年的時間裡，中國傳統的優質文化未能影響香港，大陸的劣質文化卻衝擊香港本土文化，首先是2003年意圖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以削弱香港的自由，2006年開始香港特區政府以經濟發展為名拆除歷史建築，引發了香港年青一代的社會保育運動，反對天星、皇后碼頭遷拆，利東街重建，菜園村保衛戰中，本土思潮開始發酵，接著是2012年的反對國民教育科運動，拒絕下一代被洗腦，2014年的“雨傘運動”更是將本土運動推上高潮，一系列的社會運動凸顯了港人身份認同為內涵的對外來劣質文化和價值觀的抗爭。 李永成認為，香港獨特的制度和價值觀包括多元、平等和包容，價值觀的核心包括自由、法治、人權、民主。這是香港的優質文化，應該影響中國大陸，使其進步，而不是讓大陸的劣質文化侵蝕香港本土文化。香港人熱愛自己的家，亦歡迎朋友來訪，但是如果是來破壞一國兩制，摧毀我們的家園，削弱香港的人權自由以拉近與大陸之間的距離，便必須全力抗爭！ 民主黨的“本土路線” 據觀察，民主黨中央在2015年就要求起草一份正式的本土論述，說明該黨的本土立場，但是直到2017年初還沒有正式文本。從該黨高層人士在不同場合的講話片段和表達中可以看出，民主黨是反對本土派的“港獨”主張，仍然視香港為中國一部分，促進香港民主進程乃至實現整個中國的真正民主。民主黨認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最符合香港的利益，因此反對中聯辦插手香港具體事務。 李永成表達了民主黨對於本土路線的看法，他說，民主黨的“本土路線”就是立足香港，堅持多元和平等價值觀，維持包容度高，文明理性，有投資價值的國際大都會地位。本土思潮之所以這幾年發展迅速，是因為梁振英製造了太多社會矛盾。民主黨反對“港獨”，堅持普世價值，團結社會，面向世界，有長遠的制度保障，香港才能繼續繁榮安定。 他說，香港人的身份形成了自然的命運共同體，無論在哪裡出生，什麼家庭背景，都是香港人身份的組成部分，香港的獨特城市魅力、獨有文化、繁體字、港式粵語，都具有身份價值，這種身份定義既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 談到如何與本土派相處，李永成說，民主黨將繼續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處理與包括本土派別在內的其它派別的關係，以包容態度，鼓勵多元化，共同推動進步。其它民主派朋友，本土派朋友，都可以坐下來討論問題，擇優而事，溝通中求同存異，尊重各自的信念，相輔相成，以爭取香港民主為大任。即使少數本土派人士不願意溝通，甚至惡意攻擊，民主黨也不懼怕，以理服人，若遇無理攻擊，定必反擊。 本土價值觀不容中方干預選舉 據觀察，對於2017年的特首選舉，民主黨最不滿意的是代表中央政府的中聯辦過多干預，從特定候選人的篩選到攻擊屬意候選人的對手，選舉中出現的“三論”，都與中方干預有關。“三論”包括“中央不任命論”（首屆特首董建華在一個聚會中所說的“如果選出來的特首得不到中央信任，中央可以不任命”）、“唯一支持者論”（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領導表示的“中央僅支持林鄭月娥作為特首候選人”）、“對抗中央論”（建制派大員陳永棋聲稱的“如果不選林鄭月娥就是與中央作對”）。 李永成說，回歸至今的行政長官選舉都是小圈子選舉，絕大部份香港市民無權參與；今年一樣，七百多萬市民無權投票，不論是本土派或民主派的參與皆很少，介入得最多的反而是中聯辦。中方內部欽點特首，既沒有香港人的普遍參與，也沒有廣泛支持。在此情況下，民主黨選擇了三位候選人中最遠離中聯辦，最有競爭力，較高機會取勝，最能夠抵禦外來劣質文化侵蝕，以及最能夠守住本土價值和尊重兩制差異的候選人。 據觀察，320多名泛民選委中，大部分支持曾俊華任特首，認為他既能夠吸收來自泛民和建制派提名票，說明他的支持者來自不同的政治光譜，也就是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從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情況看，泛民的支持率是58%，建制派的支持率是42%，也就是說，曾俊華的支持者來自兩大陣營，民意支持度高。而中方力捧的林鄭月娥的提名票僅來自建制派，只佔民意支持率42%的陣營。 如果以民意為先，曾俊華的勝算較林鄭高；如果以中央信任為先，則林鄭當選的機會較高。此屆特首選舉實際上成了干預和反干預的博弈，中方認為自己有權過問特首選舉，而泛民堅持選舉是香港的內部事務。 一國兩制各自表述？ 如果說，一國兩制是泛民迄今最常用的抵禦外來干預的“護身符”，那麼泛民心中的一國兩制與中方所解釋的一國兩制是否一樣東西呢？據觀察，北京和泛民在搶奪一國兩制的話語權，這種爭奪過去從未發生過，至少在“雨傘運動”前沒有發生過，是否意味著李永成所說的外來劣質文化開始侵蝕香港本土特有文化呢？是否外來價值觀進入本土價值觀體系形成常態呢？ 李永成說，一國兩制的框架和概念，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到後來的《基本法》，應該是一致的，其條文含義都是一個概念，一種解釋，只是近年有人開始嘗試扭曲，明顯是以偏概全，混淆視聽。 “港獨”不被民主黨認可，本土思維和價值觀衍生的本土思潮或者本土主義，成為了港人保衛自己生存環境的一道屏障，因此提到本土主義，並不都是泛民和民主黨一概排斥的“港獨”代名詞，而是本土價值的體現。這也許是李永成所表達的意思。 據觀察，中方對於一國兩制的落實，泛民和本土派都認為是走了樣，中方強調一國而不尊重兩制，對《基本法》條文的解讀也是為己所用，鬥爭需要。中方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佔有優勢的法統地位，握有最終解釋權，這就給捍衛一國兩制的泛民未來的道路帶來不確定性甚至危機。如果一國兩制的解釋與泛民堅持的概念不同，那麼泛民應該如何還原概念呢？如果概念鬥爭持續，將來一國兩制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李永成作為民主黨副主席，自然堅持民主黨的立場和觀點。他與黨友日後工作中面對的挑戰難度可想而知，如何捍衛一國兩制，堅守本土核心價值，反對北京的干預，團結本地的非建制派力量，實現真普選，這些都是困難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