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理性•实践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北京《光明日报》1978年9月14日三个版面一次刊登                                                         <table border="1"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style="text-align: justify;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border-width: initial; border-style: none; border-color: initial;"> <tbody><tr> <td width="590" valign="top" style="width: 442.8pt; border-width: 1pt; border-style: solid; border-color: windowtext;"> 【按】这篇文章近2万字，前几天（2017年4月初）把这篇文章的影印件在《博讯网》上刊出，有2万5千名读者点击，发现影印文章无法缩小，读者无法阅读。而《博讯网·博客》的其他一些作者的影印文章和照片也不能缩小。为这些读者阅读本文，为此，化费3天时间，把39年前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旧文，打字出来，在这里刊登。文章是在39年前写的，本人当时对宗教、理性主义都缺乏全面认识，为了反对“神化个人”和“个人崇拜”，借伏尔泰之口对宗教极尽攻击之能事。个别文字改动处已加【注释】说明。【图片】仍然无法缩小同时刊登。2017-4-15 </td> </tr> </tbody></table>             1978年5月3日晚上，我正在护国寺人民剧院观看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突然舞台右侧的墙上出现了幻灯字幕：“《光明日报》记者严家其【註1】注意，请您立即返回编辑部，有紧急任务，车在剧院门口等着。”什么紧急任务？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赶回编辑部一问，原来是《光明日报》社同国际时空航行局刚刚达成一项协议，要立刻安排一次“历史和未来的考察飞行”。总编辑兴奋地告诉我：“根据国际时空航行局的电脑显示：关于真理问题，有三个“法庭”，一个是17世纪意大利的“宗教法庭”，一个是18世纪启蒙时代法国的“理性法庭”，一个是21世纪中国的“实践法庭”，为了配合当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们决定派你参加这次“考察飞行”，访问这三个法庭，明天就要启程，你得连夜做好必要的准备。”听着总编辑布置的任务，我特别高兴，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而能有幸见到几个世纪前和未来年代的真实情况，这时多么令人神往！         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下午3时20分，我乘坐R-1001巨型飞艇，踏上了这次考察飞行的航程。<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1201702-1b.JPG" width="600" height="359" alt="" /> </div><div> </div>                 宗教法庭        1633年2月下旬的一个阴沉的下午，R-1001巨型飞艇降落在罗马台伯河右岸，离梵蒂冈宫不远的一个狭小空地上。当我走下飞艇，看着那古老的罗马城堡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从梵蒂冈宫那边急驶来一辆六轮马车，原来是教皇乌尔班8世的顾问狄萨路斯奉命来迎接我。狄萨路斯陪着我坐上马车，飞驶过罗马的泰倍尔诺街，穿过了当年烧死布鲁诺的鲜花广场，最后来到了帕拉丁山的山脚下。一条修得很好的路，蜿蜒曲折地从一丛丛百年古树的林子里一直通到莫尔西亚山谷的尽头，在这里丛立着一坐阴森森的古堡：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宗教法庭——罗马世界异端法庭。       狄萨路斯把我领进了一座极为华丽的大厅，一阵燃烧着月桂劈柴的香味扑鼻而来，大厅内金碧辉煌，乌尔班8世的铜像在无数支蜡烛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不一会儿，一个大腹便便、身穿法官制服的人走了进来。狄萨路斯指着向我走来的法官说：“这就是宗教法庭的枢机主教格鲁里法官。”接着又对主教说：“主教大人，这位就是来自未来世纪中国《光明日报》的记者先生。” 格鲁里主教说：“阁下，我代表罗马世界异端法庭全体法官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我这几天正忙于一樁重要的宗教案件的审讯工作，您好好休息一下，有关我们法庭的情况，狄萨路斯顾问可以向您作介绍。”         格鲁里主教走後，狄萨路斯向我介绍了异端法庭的一些重要情况。         原来，异端法庭最早是在教皇洪诺留3世在1220年下令由多米尼加会和方济各会修道僧建立的。教皇格列哥里继位後，异端法庭在意大利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异端法庭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它可以随意把教会不喜欢的人关进监狱。有一种叫“鳄鱼坑”的暗牢，囚徒一关进去就被脚镣紧紧锁住，不得不整日泡在齐腰深的冰冷而恶臭的烂泥里，永远分不清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黎明还是黄昏。异端法庭还有非常严酷的审讯条例：在法庭上，被告人不能知悉控告人、见证人的姓名。有两人作证，控告即成立；被告人如不承认罪行，就必须反复用刑拷问；被告可以不经审判即行处死；承认异端罪行，表示悔改，则判处终身监禁；被告认罪之后，如又否认，即不再审讯，予以烧死。        狄萨路斯对我说：“您刚才来到我们古堡的路上，那个丛立着一个巨型十字架的广场就是33年前我们法庭烧死最顽固的一位异端分子乔尔丹诺·布鲁诺的鲜花广场。” 【註2】狄萨路斯接着说：“布鲁诺虽然从10岁起就进了修道院，很早就成了多米尼加教派的修士。但是，他竟然不顾我们神圣教会的禁令，经常阅读各种异端书籍，发表了一系列攻击教会的言论。后来，他脱掉袈裟，逃出意大利，在瑞士、英国和法国继续散布异端言论。他比哥白尼还要坏，竟说什么宇宙是无限的，整个宇宙没有中心。后来，他起了思乡之念，回到了意大利。当他刚踏上威尼斯土地，我们就把他捉住了。在他被捕的7年时间里，我们希望他认罪，他却更放肆地攻击我们神圣的教会和信仰。为了捍卫我们神圣的信仰，我们不得不把他当众烧死。33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又面对一起像布鲁诺一样严重的异端案件。明天下午5时，格鲁利主教将出庭主持审讯，你可以亲眼看到我们法庭的审讯情况。”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1201702-2b.png" width="493" height="325" alt="" />                                                                          【图】中世纪罗马的宗教裁判所<div> </div>          第二天下午，当古堡的钟楼发出了5下震耳欲聋的响声後，格鲁利主教用低沉的声音宣布：现在正式开始审讯。         审讯室是一个阴暗的庭堂，仅从厅堂高处几个狭小的窗户中才透进光线。法官席上共有12张高过头顶的靠椅，除格鲁利主教外，还坐着9位主教。法官席最左边的一个席位空着，我则坐在右边最後一个座位上。一个个主教那种死板、狡诈、残酷和冷谈的面容，使整个法庭笼罩着一片阴森死寂的气氛。在被告席上站着一位年近七旬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双手被反绑着，赤着双脚站立在冰凉的方砖上。在老人身旁，站立着两名身穿黑斗篷的卫士。法庭一角，燃烧着一盆熊熊的炭火，使火盆前的一个十字架不时地反射出一种奇异的亮光。十字架微微地晃动，它那长长的黑影正落在被告席上。老人侧着脸，凝视着黑影的抖动。这使我脑子里闪现着布鲁诺和被处火刑的捷克宗教改革家胡司的影子。          当格鲁利主教宣布开庭的话刚讲完，老人环视了一下法庭。在老人那白发罩住的苍白衰老的脸上，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却在炯炯发光。显示了无限的智慧。当我注视着这位老人时，我大吃一惊，心中升起一种难以形容的惶恐不安的感觉。原来，被告席上站利的老人不是别人，而是举世闻名的意大利大科学家伽利略！         格鲁利主教拖着慢条斯理的嗓音说：“尊敬的伽利略阁下，在17年前，您发誓不再宣传违背圣经的哥白尼学说，然而，您竟在去年用意大利文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一本叫什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著作。您在这本书里，居然称赞哥白尼的才智‘远胜于托勒密’，居然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还在不停地绕太阳转动。您这些谬说损害了神圣的信仰，引导人们推断出圣经的虚妄！”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1201702-3b.png" width="281" height="386" alt="" /> 【图】《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封面   格鲁利主教用火烧布鲁诺的先例来警告伽利略，“您认真想一想自己的过去，想一想您未来的命运吧！对您这样的学者来说，悔过的大道也是畅通的。我们神圣的教会永远会帮助误入歧途的人找到这条大道的。”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1201702-4b.png" width="217" height="271" alt="" />                                      【图】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div> </div>        伽利略从容不迫地申辩道：“神圣法庭的各位枢机主教大人：我在《对话》那本书里始终没有赞同过哥白尼的说法。你们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本书只是赞同哥白尼学说的萨尔维阿蒂和赞同托勒密学说的辛普利邱之间的对话，我本人在这本书中始终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下一种结论，而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已明确指出，哥白尼学说不过是一种假说，用不着把它当作一回事。”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法官洛唐松主教顿时勃然大怒，他旁若无人，站起来时猛烈地撞击着我的靠椅，眼睛中射出了凶残的光芒。他高声地对伽利略嚷道：“辛普利邱在你的笔下是一位亚里士多德的注释家，他同我们的教皇乌尔班8世一样，非常崇拜亚里士多德。你的全部对话，一直是把辛普利邱当作一位傻瓜，拿他开玩笑！你这种做法，不仅是妄想动摇我们对亚里士多德和圣经的信仰，而且简直是拿我们神圣的教皇开玩笑！你应当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攻击教皇和凌渎圣经的罪行，公开地谴责自己的著作，公开表示悔改！”           由于伽利略拒不认罪，这次审讯毫无结果地结束了。后来，又进行了几次审讯。经过三个月的摧残折磨，伽利略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脸容憔悴、精神恍惚。连站立片刻的力气也没有了。6月下旬的一天，教皇乌尔班8世亲自决定，对伽利略进行“严厉审判”。法庭对伽利略施展了一种叫“维里亚”（“不眠”之意）的刑罚。刑讯不间断地整整持续了50个小时。在这次审讯过程中，法官每4小时换一次，却不容许伽利略有一分钟合上眼睛。刑手把各种刑具拿了出来，向伽利略讲述每一件刑具的用途合用刑後的可怕后果。在宗教法庭残酷的刑讯面前，伽利略最后屈服了，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格鲁利主教宣布收庭。第二天，宣布了对伽利略的“审判词”。      伽利略照例站立在法庭被告席的十字架的黑影中，格鲁里主教用他低沉的、沙哑的声音读道：“伽利略坚持并宣传哥白尼的‘太阳静止在宇宙中心’和‘大地昼夜运行’的谬说，是对圣经和教会的严重的诬蔑和攻击。本神圣法庭为了阻止引起神圣的信仰遭受毁灭和愈益扩大的混乱和毒害，根据教皇和最高世界异端法庭各位枢机主教的命令，由鉴定者神学家对伽利略所宣传的哥白尼的两个原理进行审查。审查结果认为，这两个原理和圣经上所说的相矛盾【註3】，因而，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神学上是异端的。为了处分伽利略这样严重和有害的错误和罪过，我们宣布，禁止《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的发行和流传，判处暂时把伽利略正式关入监狱内，并规定伽利略在三年内每周必须唱七个忏悔的圣歌一次。”“审判词”读完，伽利略用抖动着的右手在上面签了字。当我走近伽利略身旁时，我听到伽利略轻声地自言自语：“但是，地球仍在转动！”          宗教法庭的审判过程使我十分震惊。像我这样一个来自20世纪的人，十分清楚地知道，真理并不在宗教法庭那些枢机主教一边，而在伽利略一边。但是，在中世纪猖獗的宗教反动势力面前，真理被宗教扼杀了，科学向神学屈服了。当我迈步走出法庭的时候，我才猛然地看到法庭大门上部的石板上，雕刻着几个黑色的大字： “圣经，这就是我们法庭的真理。”                          理性法庭            罗马宗教法庭的野蛮行径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当我沉睡下去时，伽利略的形象始终荣绕在我的梦境……第二天一醒来，我望着窗外如长矛一般直刺云霄的尖塔和挂在室内墙壁上乌尔班8世的画像，我觉得宗教专制主义的污浊空气快要把我窒息死了，决定赶快离开罗马。我告辞了教皇顾问狄萨路斯和格鲁利主教，乘上了国际时空航行局的R-1001巨型飞艇，前往法国和瑞士边境上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城——佛尔纳。        罗马和佛尔纳相距不到一千公里。如果我们今天乘超音速飞机，一般几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然而，对R- 1001飞艇来说，它不仅要走过相距一千公里的“空间路程”，而且要跨越121年的“时间路程”。尽管飞艇以难以想象的高速飞行，也要化上整整24小时。当我来到佛尔纳时，已是1754年的暮春时节了。        国际时空航行局的电脑系统告诉我，要访问理性法庭，不能到法国首都巴黎，应当到佛而纳。在1754年的佛尔纳，不仅有一幢宏伟庄严的宫殿式建筑——理性法庭，而且在那里聚集着许多著名的理性法庭的大法官，为首的是年已60岁的伏尔泰，此外还有狄德罗、卢梭等人。就在这一年，德高望重的孟德斯鸠男爵也应伏尔泰的邀请来到了佛尔纳。所以，我决定在佛尔纳作一次稍长时间的逗留，为《光明日报》采访法国的“理性法庭”。        飞艇在佛尔纳着落後，我刚踏上飞艇的舷梯，狄德罗就迎了上来，同我热情拥抱。陪同狄德罗前来的还有两名风度翩翩的人物，他们是闻名全国的优秀演员克勒隆和勒甘。我一一同他们握手。由于停机场与伏尔泰住所之间都是蜿蜒曲折的羊肠小径，我们只得迈步前往。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1201702-5b.JPG" width="564" height="220" alt="" />                                                                【图】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自左至右）            一路上，我们愉快地进行交谈。狄德罗告诉我不少关于伏尔泰的情况。5年前，伏尔泰的女友夏德莱侯爵夫人不幸去世，他正沉浸在悲痛之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热情邀请伏尔泰长期居留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在邀请信中称颂伏尔泰是“知识渊博的老师”和“心地善良的朋友”，并表示，伏尔泰在普鲁士“一定会受到高度的尊敬和器重”。伏尔泰接到邀请信後说：“作家们从来是不得不向国王献媚，但是，腓特烈国王却无微不至地献媚于我，我一定要到普鲁士去。”但是，普鲁士并不是一个光明的国家，比起法国，那里的专制制度更凶残、政治更黑暗。很快，伏尔泰就对腓特烈二世完全失望了。普鲁士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出版了一本充满愚昧和迷信的书，竟要求普鲁士以至全世界对它所提出的滑稽可笑的方案加以注意。伏尔泰看到普鲁士的蒙昧主义如此猖獗，立即挥笔，在一本小册子中尽情地嘲笑了这位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无知和狂妄。伏尔泰使普鲁士社会科学院院长臭名远扬。腓特烈知道後，大发雷霆，伏尔泰的著作被焚毁了。这时，伏尔泰愤然离开了普鲁士，在佛尔纳购买了一块地产和一幢宫殿式的房屋，准备在这儿渡过他的晚年。         说着说着，已经来到伏尔泰“宫殿”的近旁。好一个清幽的所在！“宫殿”後面靠山，山上树木参天，红玫瑰花丛绕着通向山顶的石阶盘旋而上。“宫殿”的一侧，一条从山背后流过来的小溪不时把水注入一个清澈见底的湖中。“宫殿”的正前方，是一个天然喷泉，上面爬满了碧绿的蔓藤，喷泉四周，一片花圃，花光耀眼，花气袭人。当我从阴沉压抑的罗马宗教法庭来到如此馥郁芬芳、赏心悦目的地方，顿感心旷神怡。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1201702-6b.png" width="468" height="352" alt="" />      【图】伏尔泰于佛尔纳（Ferney）小镇故居。1978年时本文作者，并不知道伏尔泰在佛尔纳住所的式样，                   是随意想象而写的，当时报纸上说，《宗教·理性·实践》是一篇“哲学幻想小说”<div> </div>        在佛尔纳，我休息了两天。整日悠游于山水、园林、台榭之间，饱览了这个地方的绚丽风光。第三天，狄德罗告诉我，让我下午参加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哲学谈话。这一天，狄德罗把我引到一个洛可可式的香气氤氲的大客厅中。我们进去时，伏尔泰和卢梭正辩论得面红耳赤。我的来访，打断了他们的辩论。狄德罗给双方一一作了介绍，我就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之间的空位上坐了下来。伏尔泰要我谈谈在意大利的见闻。         我谈完一百多年前罗马宗教法庭对伽利略的审判情况後，伏尔泰愤怒地站了起来，用他那特有的庄严洪亮的声音说：“一个多世纪前在意大利迫害伽利略的宗教暴行，至今在我们法国仍到处存在！自从圣母玛利亚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後，请问，有哪一天没有人不因他而被杀？”伏尔泰谈到了他不久前所亲眼见到的、对一个叫让·卡拉的人的宗教迫害事件，【註4】他说：“什么天主教！这是一个抱有自私自利的大骗局！让·卡拉是一位天主教的虔诚信徒，就是因为教区神甫霸占他女儿的阴谋未能得逞，神甫就藉他儿子因逼债自杀一事用卑鄙的谣言来中伤他，说让·卡拉的儿子不是自杀，是让·卡拉因儿子打算违背他的意志去改信天主教而将儿子处死的。这样，儿子成了神圣的殉道者，而父亲则作为叛教者而被车裂焚尸。这样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天主教正是由这样一些神甫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和害人的罗网。”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1201702-7b.JPG" width="464" height="346" alt="" />                              【图】让·卡拉事件是一个真实事件，图示1762年卡拉斯被处以车裂酷刑，并处以火刑。                                        因孟德斯鸠在1755年去世，为了同时与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交谈，所以选择了1754年                                         来到佛尔纳。当然，在1754年，伏尔泰是不可能知道1762年的事的。<div> </div>           狄德罗插话说：“是的！人们用来支持宗教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违背我们理性的。宗教是用最可疑的事情来证明最不可信的东西。我们要用让·卡拉、伽利略和布鲁诺这样的事情来揭开宗教狂热的血淋淋的场面，要使宗教狂热的人们感到耻辱；要向人民揭露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从事欺骗的传道者会带来何等深重的灾难！”             伏尔泰从激动中平静了下来。他穿着一件玫瑰红的外衣，一直垂到膝盖，修剪得美观得体的卷曲长发衬托着他那平静时显得充满智慧的面容，使人不由得感到他真是人类“理性”的化身。他接着用诗一般的语言说：“我愿把布鲁诺和让·卡拉的鲜血洒在大家眼前，我愿举起英雄们的旗帜在人们头上飘扬。啊！宗教啊！这是我们社会上一切罪恶、祸害和人民穷困的根源！让我们高举起理性的明灯。驱散宗教所散布的黑暗吧！让我们用理性的力量来消除我们社会上无穷无尽的灾难吧！”         伏尔泰话音未落，年迈的孟德斯鸠男爵高声说：“不！不对！法国的贫困和混乱并不能归结为宗教和宗教狂热。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考察法国社会为什么会如此贫困和混乱。我觉得，宗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法国的政治制度才是造成法国社会种种灾难的根本原因。我们的时代，已经同一个多世纪前的伽利略时代不同了。宗教虽然至今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但宗教并没有主宰一切！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却影响着整个法国的社会生活。在我们法国，人民毫无权利，国家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在国王一人手中。国王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掌握最高行政权和最高司法权。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你看我们的国王路易十五整天沉溺于凡尔赛宫廷中荒淫奢靡的生活，他说他这辈子能当上国王，已经足够了。‘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他随心所欲，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把国家大事视同儿戏。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法国推上对外战争的道路，为了波兰的王位继承，同奥地利和俄国打了一仗，为了奥地利的帝位继承，联合普鲁士同英国作战。我们耗尽了金钱和兵力，一无所获。你们看，路易十五又在准备新的战争了，普鲁士将成为我们新的敌人。连年的战争和灾荒，人民已经贫困到了极点。对这一切灾难，国王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孟德斯鸠喝了几口咖啡接着说：“在我们法国，国王的话既然就是法律，法国还有什么法律可言！我到外省走了一圈，各地都按自己的习惯法行事。由于法官不领薪俸，公然受贿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我曾在波尔多担任了几年法院院长，据我所知，在我们法国的法庭中，像罗马宗教法庭那样用刑，也不少见。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最害怕严刑逼供。如果有人控告他偷走了巴黎圣母院的巨塔，他认为还是赶快躲起来为妙！”        “是啊！我在普鲁士也是这样！当腓特烈国王怀疑我时，我不得不立即逃出柏林。在法兰克福，普鲁士的警察把我拘禁了一个月，还用各种方法对我进行侮辱性的搜查！”伏尔泰用他痛苦的眼睛注视着我说。         我正想说话，孟德斯鸠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您大概早已读过我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吧。这本书不能说写得很好，却是我毕生心血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1201702-8b.png" width="189" height="276" alt="" />                                                                             【图】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封面<div> </div> 凝成的果实。”我回答说看过了。孟德斯鸠就喋喋不休地大谈他“三权分立”的国家学说。他说，法国的希望就是建立起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这样法国才能从社会贫困和混乱中解脱出来。          长篇大论的客厅谈话已使我疲惫不堪，太阳西斜了，最后消失在佛尔纳的山丘後面。我们的“哲学谈话”也就到此结束。          晚上，我在伏尔泰的“家庭剧院”中观看了克勒隆、勒甘的动人演出。                我在佛尔纳待了整整一个月，参加了伏尔泰他们多次“哲学谈话”，他们总是猛烈地抨击法国政治、宗教和社会上的种种黑暗，提出改革国家的种种方案。然而，这些议论对我有什么用呢？路易十五也好，让·卡拉也好，都成为历史了。说实在话，我压根儿不关心这些事情。我向狄德罗谈过两次，希望能安排我参观一次“理性法庭”。狄德罗忙于和他的《百科全书》作者通信，却对我的要求置若罔闻。我走遍了佛尔纳的大街小巷，穿过了佛尔纳邻近的一座座村庄，始终也没有找到什么“理性法庭”。我觉得伏尔泰他们没有一个像法官，孟德斯鸠这位“前法官”现在也只像普普通通的学者。我想，莫非是国际时空航行局的电脑系统出了差错，让我枉跑了一趟佛尔纳？我已经很不耐烦了，在一次“哲学谈话”时，我直截了当地向伏尔泰他们声明，我是特地为20世纪的中国报纸采访法国“理性法庭”来的，请尽快安排我的采访。             伏尔泰被我的要求弄得莫名其妙，脸上笼罩着犹豫的神情，伏尔泰说：“什么理性法庭？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有理性，但这里不是法庭。”          我既失望，又狼狈，我觉得自己成了伏尔泰客厅的受审者，我怎么能如此无礼又这样无知地提出我的要求呢？我想，还不如先去访问一下21世纪中国的“实践法庭”，等打听到“理性法庭”的消息再进行采访不迟。第二天，我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一一告别。伏尔泰笑着说：“还是您说得对，我们不能光有‘理性’，在这里高谈阔论，而且要有‘法庭’，让理性在这个法庭中审判一切。当法国建成‘理性法庭’大厦後，您务必再来。”          我惋惜地离开了伏尔泰的花园、剧场和客厅，仍是狄德罗陪同我到了停机场。这样，我又重新登上了国际时空航行局的R-1001巨型飞艇，准备从1754年一下跨入2009年。                           实践法庭            飞艇从法国边境起飞，从18世纪的佛尔纳到21世纪的北京，有42小时的航程。我想，在飞艇上的这两天的空闲时间中，不妨学习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学说，这样也许有助于我理解21世纪初中国的种种现象。于是，我在飞艇宽敞的阅览室中，找到了一本恩格斯是《反杜林论》。恩格斯在谈到法国启蒙思想家时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18世纪法国的“理性法庭”不在别处，却在这里。“理性法庭”并不存在于佛尔纳的什么地方，而是体现在佛尔纳的那些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身上。他们著书立说，在伏尔泰的客厅中高谈阔论，正是对一切他们认为非理性的东西——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有力揭露和深刻批判。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不正是对法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的无情抨击吗？我现在明白了，国际时空航行局的电脑系统并没有弄错，确实到佛尔纳才能深入了解法国“理性法庭”的情况。在佛尔纳的那些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已经代替了圣经和教义，成为他们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和尺度。所谓“理性法庭”，就是用“理性”来审判一切。“理性法庭”虽然在历史上起了它的伟大作用，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註5】<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1201702-9b.png" width="352" height="346" alt="" /></div><div> </div> <div><table border="1"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style="border-collapse: collapse; border-width: initial; border-style: none; border-color: initial;"> <tbody><tr> <td width="590" valign="top" style="width: 442.8pt; border-width: 1pt; border-style: solid; border-color: windowtext;"> 【註5】20世纪英国政治学家欧克肖特在谈及“理性主义政治”时说，“理性主义政治是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的政治，最近400年欧洲政治的突出特征就是它们遭到三种类型的政治无经验——新的统治者、新的统治阶级和新的政治社会——的侵袭”。欧克肖特认为，洛克的《政府论》就是“理性主义政治”的“突出的例子”，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政治理性主义最伟大的作者”，理性主义政治“不要传统，总想白手起家”，对社会发展有有害作用。在我看来，“理性主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运用到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是一种变革力量，为实现“理性主义的理想政治”而诉诸暴力，1989年的法国大革命、20世纪为实现马克思理想的革命都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td> </tr> </tbody></table></div><div> </div> 我坐在飞艇的扶手椅里心安理得，感到不必再化时间去法国四处寻觅“理性法庭”了。 <div> </div>   42小时的旅程很快就结束了。当飞艇无声地降落在北京市内龙潭湖旁的国际机场时，已经是2009年5月了【註7，改年份】。这里阳光明媚，碧空如洗，到处吹拂着和煦的春风，洋溢着无限的生机。我发现龙潭湖已经同我离开北京时迥然不同了。沿着湖岸，修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环湖游廊”。游廊两侧，草绿如茵，花红似锦。龙潭湖明显加深和扩大了。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多艘游艇齐头并进，冲着我站立的方向飞驶而来，原来是【删去定语】正在举行划艇比赛。湖岸边、游廊中挤满了观看的人群，掌声、欢呼声、喧笑声闹成一片，响彻云天。特别引我注意的是人们的服装，比起七十年代已经大变，不再“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了。式样特别新颖、色泽格外明艳。尤其是年轻妇女和儿童，每一个人打扮得就像盛开的花朵，鲜艳照人，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向湖的东边看去，只见堆起了一座气势雄伟的人造山，山上一片葱茏，五色缤纷的亭子掩映其间。湖的南岸，在离左安门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铁塔。塔高640米，【原文为550米，改为640米】分9层，由电梯直通每层平台。塔上有餐厅、商店和气象站等设施。顶部设有天线，供转播电视之用。我顾不得旅途的劳累，登上了塔顶。放眼望去，全城尽收眼底：昔日的故宫建筑群和天安门广场成了北京市的“深谷”。“深谷”四周到处矗立着二、三十层、三、四十层的高楼。在一栋栋高楼之间，是一块块、一条条绿色的地毯——这是遍布北京的街心公园。北京的壮丽面貌把我整个心身都吸住了。想起了采访任务，这才走下塔来，踏上了自动街道传送带。【註6】几分钟後，就来到了座落在前三门大街和正义路交叉口的北京市高级法院。<div> </div>   在法院门口，我出示了《光明日报》记者证。接待我的法官感到惊奇。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证件，说：“现在没有《光明日报》！这是过时的证件。您看！”他把拿在手里的一张彩色胶印报纸一扬，报头上赫然《光明时报》四个大字。法官接着说：“从2005年开始，《光明日报》正式改名了，每天出版2次，用最快的速度报道中国和世界消息。你怎么还拿着《光明日报》的记者证来采访呢？”我的惊奇超过了法官的惊奇，完全被法官的一席话弄糊涂了。我向法官解释，我是为1978年的《光明日报》作这次采访的。法官表示谅解，带我走近一扇大门，大门自动启开，这是一间陈设简单而又雅致的房间。法官指着沙发请我坐下，只见门缓慢地关闭了，我认为这是接待来访的小客厅。突然感到轻微地一下晃动，门又自动开启了，原来这是一台自动电梯，它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带到了法官在第42层楼的办公室前。  进入办公室，我们开始了交谈。              我说：“我采访了17世纪意大利的‘宗教法庭’和18世纪法国的‘理性法庭’，到这里来，主要的想了解一下你们这里‘实践法庭’的情况。”      法官睁大眼睛，不胜惊讶地说：“实践法庭？中国只有最高法院、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哪有什么‘实践法庭’！”      我没有陷入向伏尔泰打听“理性法庭”时的窘境。我暗自思忖，‘实践法庭’大概同‘理性法庭’一样，肯定是国际时空航行局电脑系统的一种生动而形象的类比说法。我又向法官解释说：“也许您说得对，中国确实没有‘实践法庭’，不过，我的意思是……”接着，我叙述了在法国没有找到而在《反杜林论》中才找到‘理性法庭’的经过。这时，精明善断的法官恍然大悟地说：“噢，您说的‘实践法庭’原来是这个意思。您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不一定要到我们法院来，您不论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单位，人们都能很好地回答您这一问题。现在的中国，实践已经恢复了它的权威，一切都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或者辩明自己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由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那种照抄、照搬、照转的坏作风已经一扫而光了。但是，实践权威的确立，来之不易。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实践权威被他们摧毁殆尽，在由林彪、四人帮的专制主义下中国大地上竟然建立了许许多多类似于中世纪宗教法庭那样的‘法庭’【说明：1978年，我用了“专制主义”来指中国的政治制度，但当时不得不加上了“林彪、四人帮的”定语，而“实践法庭”这部分提及“林彪、四人帮”处，大多数地方应读作“毛泽东”，但为了维持原文，这里没有改动。】林彪、四人帮就是这个‘法庭’的最高法官，他们的言论和被他们任意摘引、恣意歪曲的只言片语，就是这个法庭的最高法律。有谁触犯了他们的所谓法律，就被揪上他们的法庭，受审、定罪、判刑。一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多少冤案！不少人含冤死去，更多人含冤活着。一些冤案简直古怪离奇，谁听了都会啼笑皆非。比如，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有一条关于南京法院抓紧复查群众申诉案件的报道，其中就揭露了这样一桩案件：南京铁路建筑段工人肖经业，一次在一座土窑西侧劳动，窑里冒烟。又刮东风，因而弄得烟灰满身，于是，他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您这位喜欢写回信小说的记者，恐怕也幻想不出就是因为这句话就犯了讳，也就犯了罪，被判处管制三年吧！罪名是什么呢？是他与‘东风压倒西风’唱反调。因此，在公开场合，人们都担心会泄漏出什么使别人怀疑到他们思想的事情，都害怕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心中的真实感情。语言不再是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而成了掩饰自己思想的面纱。” 大法官幽默地说：“谁都知道，人的嘴有两种主要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说话。在林彪、四人帮的全面专政下，不少人的嘴丧失了它的第二种功能。许多人或者慑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或者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他们在公开场合不说话，沉默了。” 我情不自禁地插话说：“这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在特定情况下，无声不正是一种抗议吗？”    借法官嘴说“天安门事件”  法官接着说：“不错，是一种抗议！四人帮为了推行它的愚民政策有一种痴心妄想，妄想使人民一个个变成傻瓜和哑巴，只会浑浑噩噩地整天张着嘴巴接受他们宣布的所谓绝对真理。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无情揭露和抨击四人帮的危言谠论差不多在所有家庭之内、在一切知心朋友之间一刻也没有停息过。所谓‘办公室里不说话，走在路上说笑话，回到家里说真话’，正是上述情况的生动概括。应该说，反抗林彪、尤其是反抗四人帮的烈火，当时正像炽热的熔岩一样，在中国大地之下，沸腾般地运行着。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曾经指出的‘无声的中国’一去不复返了。当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阴谋活动登峰造极之日，也是反抗他们的革命行动勃然兴起之时。1976年的春夏之交，革命怒火终于爆发了。当时，全国有多少工人、多少干部、多少学生离开车间、机关，走出书斋、学校，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汇集到一起来了。他们废寝忘食、慷慨激昂的发挥了嘴巴的第二功能，展开了一场同四人帮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大决战。虽然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大权，对人民施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就在他们的宗教法庭上，多少人民英雄照样威武不屈地屹立着。”【註8】【说明：上面小标题是这次打字新加的，1978年9月14日这篇文章发表时，天安门事件仍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中国报刊上不能为天安门民主运动说话，这篇文章，借“真理标准讨论”肯定1976年天安门运动，是一种“试探”行为，因没有受到禁止，就在报刊上打开了缺口。1978年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我说：“您讲的真好！不久前，我到法国，访问了启蒙时代一些思想家，他们用理性检验一切，审判一切，恩格斯用‘理性法庭’高度评价了他们的活动。既然中国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承认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可以检验一切、‘审判’一切，那么，把它比喻作‘实践法庭’也是可以的吧？听了您刚才介绍的情况，可以说，当四人帮用‘宗教法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进行判决的时候，人民却用‘实践法庭’最终宣判了四人帮的死刑！” 法官一边发出会心的微笑，表示赞同，一边站了起来，打开通向阳台的大门。我们都来到阳台上。从这里望去，民族宫、天安门和北京饭店几乎近在咫尺。“自动街道”风驶电掣般地运行着，街上的人群犹如自动化工厂的传送带上的零件那样不时地出现，有不时地消失。 在正义路左侧，我看到一个“双曲抛物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法官告诉我说，那是一个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无人售货的超级市场。【图右註9】法官指着四处林立的居民大楼说：“过去，四人帮只管自己享受，不顾人民死活，公开说‘八亿人民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以至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1201702-10b.JPG" width="545" height="210" alt="" />             【图】北京的大剧院的椭球面（左）和双曲抛物面（右）。在数学上，要把“双曲抛物面”转换成“椭球面”，只要把“方程式”中的一个“减号”改为“加号”，就可以了。奇怪的是，1978年这篇文章把“双曲抛物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建在历史博物馆右侧，而今天的“椭球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建在人民大会堂的左侧，与前门-天安门-地安门中轴线”成“镜对称”。     前门这个地区每人平均居住面积只有2平方米。粉粹四人帮以来，我们进行了经济改革，全面调整了工业各个部门的关系，建筑业已成为仅次于钢铁、能源、电子的第四个大工业部门。【说明，这篇文章发表于1978年9月，当时谈不上什么经济改革和调整工业结构，这在当时是纯粹幻想】你看，在那些居民大厦下面，还都有通往‘地下城市’的入口。只要你高兴，就可以马上乘电梯到地面以下60米深的街道去游览一番。这个‘地下城市’，由于通风、日照的设备十分完善，一天24小时内，人们都可以十分舒适地在里面工作、学习和休息。”听着法官向我介绍北京从“平面城市”到“立体城市”的变化，看着眼前动人的景色，我开始沉思起来……          这时，法官从室内拿过来两张椅子，我们就在阳台上继续谈林彪、四人帮的“宗教法庭”。        法官说：“林彪、四人帮的宗教法庭对自然科学也作出了判决。爱英斯坦的相对论被说成是伪科学、唯心论的先验论；高等数学成了‘唯心主义的公理化体系’；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反动的热寂说’的理论基础；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理论；分子生物学是‘还原论’的典型；基因学说则成了‘上帝造人’的‘预成论’；他们甚至公开宣布，由于能量守恒定律不符合他们所摘引的片言只语，他们说，‘有守恒，一定也有不守恒’，因此，‘必须彻底打破能量守恒定律’。就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林彪、四人帮的‘宗教法庭’也同样竭尽摧残践踏之能事。江青是文艺界的专制女皇，她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判处一个剧种、一部电影、一篇小说、一张报纸、一位作家的死刑。在林彪、四人帮的专制统治下，本来花繁叶茂的文艺园地，被践踏得百花凋零、毒草丛生，一片狼藉了。我虽然是政法工作者，也是文艺爱好者，在当时我常常想起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揭露普鲁士专制主义时的一段话。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要求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支黑色的花朵。”实际上，林彪、四人帮就是“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表现形式”，就是只准精神“披着黑色的衣服”。在文艺园地里，就是只准开放自然界所没有的“黑色的花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毒草”，而把多姿多彩的悦人心目的香花统统扼杀。甚至在周总理去世後，也不准出现人民悼念他的一朵小小白花。一首控诉四人帮的诗说：卑劣的禁令、阴险的恫吓，想没收我们神圣的仪礼……吃尽了我们的血肉，践踏了我们的权利，窒息了我们的欢乐，难道连我们的悲哀，竟也要一并夺取？林彪、四人帮施行的“黑色恐怖”，比之普鲁士专制主义不是有过之无不及吗？”        法官还要说下去，我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情况，我也了解。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一套，确实和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如出一辙。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有痛切的感受，但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到了20世纪，中国已经是共和国，为什么会产生封建时代宗教法庭那样黑暗的东西？”         法官说：“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实际上很简单。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没有得到清除，辛亥革命後虽然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但专制传统依然像迷雾一样笼罩着人们的头脑。就是共产党革命，长期以来进行的是武装斗争，使五四以来反对封建传统的思想斗争退居了次要地位。1949年胜利後，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可以说根深蒂固。况且，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中国不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不能解决舊制度，包括封建专制的舊制度极其意识形态的复辟问题。”         听到这里，我又情不自禁地插话说：“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辛亥革命以来，封建势力的复辟只有两次，一次是袁世凯，一次是张勋。我有几个爱好钻研历史的朋友认为，蒋介石一次一次连任，也想建立王朝。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一个想当皇帝，另一个相当女皇，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干了一系列疯狂的复辟勾当。”          法官听着我插话，频频点头。他说：“这些见解不无道理，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要防止封建专制的复辟，就要建立民主制度。”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1201702-11b.png" width="154" height="231" alt="" />                                              【图】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越时代的飞行》，                                                             是在《宗教·理性·实践》一文基础上写的。<div> </div>          2009年在北京一天的收获超过了在罗马的四个月，为了向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读者迅速报道我作的采访，我立即返回龙潭湖国际机场，重新乘上R-1001巨型飞艇，用了一小时40分钟的“时间航程”，回到了1987年我熟悉的北京。我从机场出来，立即前往虎坊桥《光明日报》社。《光明日报》总编辑告诉我，明年一月上旬，R-1001飞艇将作第二次“历史和未来的考察飞行”。如果还有谁想亲眼看看“历史和未来”的一些情况，可以事先与国际时空航行局联系。          我走出报社，骑着我用了多年的自行车，又来到龙潭湖畔。望着那波平如镜的湖面，长廊、假山、铁塔和五色缤纷的亭子，怎么消失得无影无踪？（写于1978年8月，北京）           ********************************************** 【註1】在1963年第一次写稿时，作者就把“其”的边旁去掉了，后来长期延用。 【註2】历史事实：1600年2月17日，哲学家布鲁诺在此被罗马异端裁判所活活烧死，因为他的想法（如日心说）被认为是危险的，他所有的著作被教廷信理部列入《禁书目录》。1887年，Ettore Ferrari在他死亡的确切位置，专门为他修建了纪念碑: 他大胆地挑战梵蒂冈，意大利统一的第一天将他重新解释为言论自由的殉道者。 【註3】《圣经》说，当约书亚·纳文用一天功夫不能消灭敌人的时候，曾祷告上帝耶和华让太阳停住，上帝耶和华就让太阳停住不动了。于是，犹太人在天黑前就把敌人歼灭了。《圣经》认为，太阳不是静止的，而是不停地绕着大地转动的。 【註4】让·卡拉案件发生在1762年，这一时期是法国废除《南特敕令》后大规模迫害新教徒的时期。在宗教改革后，许多人不再信天主教，转而信仰新教，这使得罗马教廷极为恼火，罗马教廷与世俗政权合谋，开始迫害新教徒。在法国，因为天主教徒迫害新教徒，引发了历时32年的胡格诺战争。战争结束后， 1598年颁布了《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胡格诺教派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占全国人口不到1/10的胡格诺教徒依然受到歧视和迫害， 1685年，国王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开始对胡格诺教徒有一次残酷迫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时期。让·卡拉案件正是发生在《南特敕令》被废除之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 【註5】20世纪英国政治学家欧克肖特在谈及“理性主义政治”时说，“理性主义政治是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的政治，最近400年欧洲政治的突出特征就是它们遭到三种类型的政治无经验——新的统治者、新的统治阶级和新的政治社会——的侵袭”。欧克肖特认为，洛克的《政府论》就是“理性主义政治”的“突出的例子”，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政治理性主义最伟大的作者”，理性主义政治“不要传统，总想白手起家”，对社会发展有有害作用。在我看来，“理性主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运用到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是一种变革力量，为实现“理性主义的理想政治”而诉诸暴力，1989年的法国大革命、20世纪为实现马克思理想的革命都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註6】“自动街道传送带”在本文作者当时的“幻想”，与现在在机场看到的“水平电梯”类似。 【註7】1978年《光明日报》上写的是1994年5月4日，在1990年代初《中国时报》刊登时，因离1994年太近，改为2009年5月。 【註8】1978年9月14日这篇文章发表时，天安门事件仍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中国报刊上不能为天安门民主运动说话，这篇文章，借“真理标准讨论”肯定1976年天安门运动，是一种“试探”行为，因没有受到禁止，就在报刊上打开了缺口。1978年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註9】1978年写这篇文章时，我没有到过国外，连纽约曼哈顿的高楼图片都没有见过。当时北京人穿的衣服式样很单条，预测未来人们的衣服不再“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什么“自动街道传送带”，就算是“幻想”了。文章谈及“双曲抛物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是纯粹的想象。现在建筑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的是一个“椭球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在数学上，要把“双曲抛物面”转换成“椭球面”，只要把“方程式”中的一个“减号”改为“加号”，就可以了。奇怪的是，1978年这篇文章把“双曲抛物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建在历史博物馆右侧，而今天的“椭球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建在人民大会堂的左侧，与前门-天安门-地安门中轴线”成“镜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