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五</p> <p>中共革命不是仅限于改变政权、制度的政治革命，而是要建立一个虚妄的“新世界”，因此它是全面革命，由政治到经济，由社会到伦理，由精神思想到语言文字，由价值、教育、礼仪到文化、艺术、美感，乃至家庭、习俗、服装等等。它是想充当上帝的革命。</p> <p>1949年以后，中国经历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语符革命，即全面废弃清除1949年以前的文化语符，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语符、百年来引进的西方文化语符，以及民国语符，换之为红色毛系共产语符。从批《武训传》、思想改造运动、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反右、批《李慧娘》、学雷锋、样板戏到文革，这场运动一直就没断过，并且它是暴力的，伴随着对知识分子的持续迫害。前述南岳忠烈祠挖字掘坟，即是一代表性事例；文革可视为这场革命的集中体现，或说达至高峰。</p> <p>文革红卫兵最初是自发产生的（后经毛的鼓励而兴起），他们之所以能自发地产生，这正是1949年后红色教育的结果，红卫兵就是董存瑞、刘胡兰、江雪琴、刘文学、雷锋……，前者是宣传样本，后者是教育结果，二者是同一模式。如果将中国的象征孔夫子换作毛泽东，将中华民族做人的准则“仁、义、礼、智、信”变成了“革命者”“螺丝钉”“忠毛献党”，我们自然就成了一个“三忠于”、大跃进、红八月、群众专政、唱红歌、平白饿死几千万人的民族；打倒了蔡元培、胡适、陶行知、张伯苓，学校就成了文革的发源地，成批地生产红卫兵，前后顺理成章。毛有话“全国学思解放军”，将中国打造成红色基地，领导世界革命，这就是他的“新中国”。</p> <p>今天中共已是腐败的代名词，但当初并非如此，没有牺牲精神，没有一批献身革命理想的圣徒，有不了“新中国”。如果将清廉、牺牲、勇气作为道德准则，本拉登基地成员远高于普通人，非此基地无法存在；塔利班即延安。当初红卫兵也是一批先进青年，并非心怀歹意的恶徒，他们满怀理想，为了“新中国”，烧书、砸学校、斗教师、杀黑五类。人类的大恶、大规模杀戮，都奉以“真理”、“道义”、“上帝”、“祖国”、“人民”之名。谁也不能说雷锋不是好人，但是在共产模式中，他即“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红卫兵体现的就是这一面；而且就共产意识，异己就是敌人。</p> <p>政治是谋众生之生，其道德要求必须限于常规，或者说社会需要以常识伦理制约政治。常识伦理既包括道义，也包括宽容；求公正，但也讲人性；它的基础是人性综合之平衡。常识是人类在长久生存中积累而成的人情事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规与矩，是建立法律的基础。常识是大真理，核心价值是“仁”，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政治中，对个人超常的道德诉求需要警惕，它潜含着残酷，其排异性与“高尚”、“纯粹”成正比。在政治中，我们需要警惕非人性的高调道德，它是残酷暴力的装饰，通向极权的阶梯。</p> <p>毛后，邓果断变革，弃置毛路线，放弃“革命”“阶级斗争”，全面务实地转向经济建设，这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转折。我们一般将之定位经济变革，实际不仅如此，邓改变了中共与“新中国”的性质，一个红色“革命”的党、国家转向黑色“权贵资本”的党、国家。但是邓<br />保持了中共的组织系统、极权制度、毛的红色符号系统，也就是：党权垄断国家，通过党组织严密控制社会，保障党权统治的合法性。换句话说，毛利用党和极权制搞“革命”；而邓利用其搞资本主义；而极权制的资本主义则姓“权贵”。无论邓的变革有多少问题，但仍值得肯定，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p> <p>但是邓的变革有四个死结：1、党垄断国家，没有制约和监督，党的官员即无节制地占有掠夺，社会共生机制破坏，官民敌对，民最终走向暴力。2、党为垄断权力，诛灭异己，遏制社会的自然生长，由此与资本经济相应的社会机制不能建立；有国家，无社会，而党即国家；在党的单极统治下，民众没有自组的可能，呈沙砾化；由而当党的统治力一旦不够，便是国家崩溃，全面暴乱；3、保障国家极权制，首先需要保障党的极权化，就是全党成员对党的绝对服从和效忠。为此，其成员需要对“主义”宗教般的信奉；再，党需要不断地进行清洗，构成恐怖威慑，迫使成员效忠。邓放弃阶级斗争，将中共变成了“利益党”，腐败便是必然的，由此“党”的力量和效能也趋于瓦解。中共将完于管不住了官吏；而官吏却可滥用党权，泛滥腐败，进而使之陷入纷争。坚持极权制度，却又腐败，等待的就是崩溃。4、名实相悖。这是本文的重点：</p> <p>“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人类社会是依“名”而建立的，社会规模越大、越复杂、越发达，对“名”的依赖便越大。“名”确立社群的意识认同，界定言行规范，建立秩序。“名”即是群体的“立约”，其是社会存在和运作之本。邓弃置了毛的路线，更改了“新中国”的性质，但是他沿袭毛的旗号和红色意识形态的语符，可谓用毛之名，而变毛之实。邓有他的不得已，毛是中共的牌位，否定了毛就否定了中共、否定了极权制度，毛之罪就是中共之罪、极权制度之罪，中共背上祸国殃民之罪，就再没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正当性），并且应该被清算。正是为了维护中共极权统治与制度，邓提出四个坚持，沿袭毛的旗号和语符。</p> <p>邓的“实用主义”为他的改革埋下了崩溃的隐患，即“名”与“实”的分裂。“实”之改革促使了经济高速发展，“名”的借用，也保障了中共统治和制度；但是，“名”的虚假化，导致国家信约解体。挂羊头卖狗肉是要付代价的，犹如银行发行假债卷。谁都知道“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领导”、“权力属于人民”是假的，如果国家名号、《宪法》都是假的，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可以相信吗？如果国家不可相信，它就仅仅是强制性权力，而它的承诺、法律、政令、阐释，乃至它发布的信息等等，对于民就是谎言和废纸。国家立于“信”，无信即趋向解体。可以想象，随着中共强制权力的完结，中国很可能四分五裂（宏观而长远地看，这于汉语文明不见得是坏事）。群体建立于共认与信约，如果共认与信约瓦解，群体即解体。</p> <p>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传统，从屈原到二战抗日英烈。中国作为一个世俗文明，国家有如民族之宗教，爱国是为人之信念，也是作人的道德要求，特别是对士阶层。爱国精神是中国文明的重要传统之一。但是，由于“新中国”窃据了中国国号，而“新中国”的后面是“党”的操纵；实际上，中国已是中共之党国。而中共又一直以“爱国”忽悠民众，使其效忠党，由此爱国就成了爱党。而共产革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中共更是罪恶滔天，况且今日之“中共”本身就是虚假之名、腐败之名。名不正而言乱，由此有关国家之认同便发生混乱。既然爱国就是爱党，那么爱国精神也就失去了真实之意义，而为闹剧。比如，中国愤青在世界各国捍卫“奥运圣火”；比如，当下全国的“唱红”。中共断送了中国的爱国精神和传统，现今“爱国”在汉语中已是一个揶揄性的词语，与草泥马并列。</p> <p>一般来说，国家陷于危机或破产，还有社会在，而社会有自组自治性，并有信约——传统共认道德及价值，因此社会可以屏蔽国家崩溃的混乱，保护民生，承负群体共生，进而可重新组织政府，恢复国家。但是在毛时代，为建立“新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两个文明层面，均被彻底摧毁。比如土改，杀了上百万地富，中共在农村建立基层政权，由乡绅主持的传统农村自治社会被彻底摧毁。前面所提，毛持续搞了近30年的文化革命，全面清除1949年之前的旧语符，强制推行红色革命语符，其标志中国传统（包括近代）道德、价值、信约、文化全面废弃，换之以革命主义。但邓的改革就是放弃革命，由此毛所建立的整套红色意识形态瓦解。“旧”意识被摧毁了，革命意识瓦解了，中国这个庞大共生体没有了共认意识、价值、道德、规范，实际这是群体共生性的丧失。</p> <p>按说社会、文化均有自生和修复的功能。破坏的社会和文化在恰当的条件下可以自身修复，乃至重建。虽然邓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仍然是极权体制，可以算作后极权，党依然要掌控绝对权力，控制到基层，不允许建立任何组织，由此社会再生自成的机能便被扼止，社会无法修复，重新组织起来。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毛的革命意识已经瓦解，但是为了维护党政权，控制社会，红色革命语符系统继续使用，并且党控制媒体、出版，保持其统治地位，不容挑战，如清污、反自由化、毛泽东思想方阵、重访西板坡等等。虽然人们已不相信红色语符，其意义也已失效，但是由于红色语符占据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名位，代表文明正面价值的意识体系便不能建立。比如，今年发生的闹剧，孔子雕像悄悄地放到天安门广场，但又被悄悄地搬走。这说明，中共高层清楚毛的牌位已经失效，想利用孔子，让孔子为其站台；但他们又怕孔子取代中共了的名号，搬走了毛，就不再是<br />他们的天下；如果国人尊信仁义礼智信，就没有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的位置。只要中共掌控国家，毛和他的红色语符就要继续代表国家被供奉。再如，纪念抗日战争，中共将继续坚持他们的谎言——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他们会承认国民政府的功绩吗？会给予蒋介石先生和中华民国200多位殉难的将领应有的名分和评价吗？他们从来是将纪念抗日战争变“唱红”的节日。《浩气长流》这幅开山之作为什么不能在大陆展出？如果没有对中华民国的正名，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国军130多万殉难将士的尸骨，如果没有对他们庄严而隆重的祭奠，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历史真貌的恢复，那么中华民族就不能恢复浩然正气，堂堂正正地站立；如果有这些，那么中共摆在哪里？因此，中共必须维持他们杜撰的谎言。如果继续维持中共的谎言，中华民族就是亵渎死难英烈，就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就是卑躬中共谎言之下的猥琐小人。可见，只要中共继续占据国家正统名位，中华民族的道统、正气就不可能恢复，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坦荡尊严地站立。</p> <p>普世价值是西方文明精华之凝聚，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已为当今人类普遍接受。联合国的建立及它的原则便据于此。虽然一些后进国家，普世价值一时还难以落实，但这是方向。文明的进步就是不断地汲取好地，使人有保障、有尊严，有意义地生活。但是，中共对普世价值却视之如敌，畏之如虎；不是普世价值不适于中国，而是“法制、人权、自由、民主”的每一款都是对极权政权和制度的否定，承认普世价值，中共的统治就没有了正当性。因此，普世价值在中国是批判的对象，与之相关的思想、言论、语汇遭到屏蔽，从事“人权”、“民主”活动属于颠覆国家，当事者被划为敌对势力。不难看到，中共逆人类文明。</p> <p>正是由于中共窃据了正统之名，文明价值便不能在中国确立——包括中国传统文明价值和当今普世价值，由此国家、民族的整部正面的意识系统、道德系统无法建立，也就是整部文明的符号系统无法建立。中国国家与民族失去了文明的方向和道统。由于中共扼止文明的生长建立，致使社会急剧黑化。重庆打黑事件说明：黑化已是中国常态社会，官“黑”一体，主导社会；只有红色国家暴力可以灭黑；此两级之外，没有其它力量；预示：中国或因黑化而崩溃，或者中国转向红色法西斯国家。</p> <p>更糟糕的是，全民清楚整个国家和其意识形态都是谎言，但是他们需要接受谎言，并在其下生活。最近中组部公布：2011年全国发展党员307.5万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31.5%，大学生占40.2%，35岁以下的占81.8%。按说，他们也算是有文化的精英了，他们明明不信共产之说，知道是谎言，但却要加入，因为可以上爬。这则消息说明了中国民族已无诚信，道德被腐蚀殆尽，“中国的人良心大大地坏了”。在“党”的旗帜下，人们只能昧着良心地生活。有文化的精英顺着谎言的台阶向上爬，草民便去卖假药、地沟油，二者是一样的。谎言已经成为体制，决定价值和分配，而正直、良善、诚信只能遭受厄运，而高尚、尊严几乎是可笑的词语。这个谎言体制中，规范了谎言的生活，人们必须学会造假、伪装、欺骗、卑贱、无耻才能活下去，否则就被淘汰。在这个体制中，凡正面文明价值都成了负值，反之亦然。我们说这个体制反文明，不仅在于其大规模的杀戮（毛时代）、迫害、掠夺，还在于它渗透民众日常生活，侵蚀社会常识性道德和规范。</p> <p>我们需要看到，在这个体制中，中国民族被腐蚀，在急剧流氓化。整个民族上不畏天，下不敬地，厚黑既取代孔夫子的“仁义道德”，也取代了毛泽东的“革命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主流。中国的腐败、黑化是全民、全社会的，并非仅限官吏，按说教育、医疗、司法是近乎神圣的事业，但于今已经是腐败的先锋。黑化是中国的整体生态，即使这个体制有一天完结，民族的黑化也还将延续。中国民族在严重透支其未来，流氓化已成为民族性格、传统的一部分，传递子孙，延续下去。一个有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如何走到了今天，需要我们反省。</p> <p>（待续）</p>